吴家麟 当代中国宪法学家
作者:朱福惠  


生平

吴家麟,我国著名宪法学家,1926年6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研究生班学习,1951后底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宁夏大学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副校长、校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法律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理事,宁夏法学会、宁夏高考学会名誉会长,宁夏写作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兼宪法、行政法分支副主编。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1992年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12年9月获得中国法学会授予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福州市系福建省省会,历史上因州北有福山而得名,又因市内遍植榕树,绿荫掩映,秀美宜人,故又被称为“榕城”。福州历史文化悠久,有尊师重学之传统,因此人才辈出,如宋代名相李纲,近代抗英民族英雄林则徐、一代鸿儒严复、文学巨匠谢冰心等,皆为世人尊崇。吴家麟先生的父亲吴庆云,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为国民党军低级军官;母亲郑锦珊,贤惠端庄,相夫教子。幼年的吴家麟随父母移居厦门,在禾山炮台(厦门大学对面)住了三四年,后因父亲过世举家迁回福州,就读于大同小学。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战火蔓延至东南沿海,福州也未能幸免。为了躲避战火,人们大多迁徙闽北,学校也搬迁至内地闽清六都,吴家麟先生一人孤身在外求学到初中毕业,生活清苦,时日艰难,但并未荒废学业,仍励志求学,奋发进取。初中刚毕业,吴家麟先生母亲逝世,从此失去生活来源,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辍学去宁化做了两年多的度量衡鉴定工作。后来,在父亲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的资助下,得以继续求学,并作为战区生就读于福州高级中学(现为沙县中学所在地),后班级回迁福州东街三牧坊福州高级中学原址继续学习。吴家麟先生年少时对社会知之甚少,更不懂法律为何物,但一次偶然的境遇却把他与法学终生连接在一起。在福州高级中学就读时,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是福建省高等法院,法院经常开庭,允许社会旁听,因好奇,他走进法院旁听,竟然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庭上的公开辩论,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之间的精彩舌战让先生最为着迷。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慷慨激昂、争锋相对,唇枪舌剑的辩论场面,律师们身着锦绣长袍,风度翩翩,气宇轩昂,挥洒自如,才思敏捷的形象令吴家麟先生为之折服。以至于先生将律师作为了自己以后择业的志向,梦想着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博学多识、匡扶正义的雄辩之人。

1947年高中毕业后,吴家麟先生在父亲好友的资助下,专程到上海报考各地的名牌大学,法律专业自然成了报考重点。发榜之时,他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作为正取生录取(当时录取分为正取与备取,正取为已经正式录取,是第一批录取,名字在报纸上公布。备取为预备录取)。吴家麟先生选择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从此,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号召,各种人才纷纷云集北京,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辗转北上,准备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几位学界精英还应邀到北大兼课,吴家麟教授的授业恩师张志让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张志让先生是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美国,1915年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又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张志让先生精通英语和德语,学识渊博,先在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任推事(相当于最高法院法官),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37年沈均儒等“七君子事件”爆发,张志让先生作为律师团首席律师为“七君子”辩护,他在苏州法庭上仗义执言,据理力争,表现出了无私无畏、敢言善辩的大律师风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张志让先生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参与了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制定。当时张志让先生还在北大法律系兼课,讲授宪法学和新哲学两门课程。吴家麟先生当时是宪法学课的课代表,与张志让先生接触很多。在课堂上,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深深地吸引着同学们。张志让先生性情豪爽,乐于助人,虽然事务繁多,少有闲暇,但对同学的生活和学习却关怀备至,给予了很多鼓励和帮助。吴家麟倾慕张志让先生的学识与风骨,对宪法学课尤其热衷。在张志让先生的热情支持下,由吴家麟先生出面组织了一个学生的宪法学研究小组,开始了对中外宪法问题的探讨,这更加深了吴家麟对宪法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吴家麟先生聪敏好学,求知欲很强,在张先生的激励与期许下,刻苦攻读宪法学,努力充实自己。张志让先生是吴家麟教授进入宪法学领域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其思想与理论乃至处世态度对吴家麟先生影响至深。张志让先生于1978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张先生古道热肠,在极左的年代也经历了若干的烦恼与波折,但其意志坚定,不畏艰难,为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与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吴家麟先生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宪法学。当时的宪法学沿用苏联的名称,称之为“国家法”。同年底,由于工作之需,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任教师,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该宪法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吴家麟先生自始就对新宪法给予了极大关注,新宪法正式颁行后,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论著《宪法基本知识讲话》,积极宣传新宪法的精神和意义。这是新宪法颁布后第一本系统宣传宪法的书,也是一本宪法的基础读物。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宪法概念和本质的学说,从阶级本质、内容、形式和作用等方面说明了宪法的基本范畴;分析了我国宪法制定的意义与历史功能。在本书中,他提出的宪法概念和分析宪法问题的基本方法,对新中国宪法学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

当时,中国宪法学处于新旧法学交替转换时期,遵循西方宪法理念的宪法学已基本废止,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尚处于初创摸索阶段。新宪法颁布后,宪法学一时成为显学,有关宪法学的著述文章纷纷见诸报端。但具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还处于萌芽状态,大学法学课程的设置以及课程名称基本上从苏联移植而来,宪法学教材主要是翻译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使用的俄文版教材,所以承袭苏联宪法学是当时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实际情形。吴家麟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专门讲授宪法学课程,当然把很多精力放到研究苏联宪法上。但吴家麟教授并不完全照搬苏联国家法学的理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宪法的理解上来,对新中国宪法的原则、特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所以,吴家麟教授的宪法课生动饱满,风趣幽默,神气十足,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理论功底以及对中国宪法的深刻理解,使原本枯燥艰深的宪法课变得气氛轻松,经常博得学生满堂喝彩。吴家麟教授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建言献策。这时,他在法学界已经是一位崭露头角、思想活跃的青年才俊。由于出色的工作和科研业绩,1954年国家首批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称时,他被评为讲师。

1957年,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非常年代。反“右”斗争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的发展轨道,人治思想逐渐抬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盛行。目睹这一现象,作为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吴家麟先生没有顾及个人之利害与得失,对中国的宪法实施和法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1957年5月,他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发表了激进演说,他谈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优越的,比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在运用这一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有毛病,甚至有严重的毛病。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界限,应有区别,既要实现党的领导,又不能以党代政。他还提出,中央有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地方却没有,主张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应该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领导机关首先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作出榜样”。这些言论成为了吴家麟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注定了他未来的生活将充满曲折与坎坷。吴家麟教授因言获罪,被划成右派而遭到严重批判,并下放至北京南苑农场劳动,客观上不允许他继续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一下子陷入无尽的政治漩涡中,不能潜心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其身心之磨难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法学界,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的行径盛行,各种帽子满天飞。与先生遭遇相同命运的知名法学家还有钱端升、王铁崖、 韩德培、谢怀拭、江平、何华辉等人,他们都因呼唤法治而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先生下放劳动,北京郊区乡村的田间地头都撒下了先生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咸菜,宛如普通农人一样辛苦劳作。这些经历令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真实的世界中历练出了自己坚强的品性。

1961年,吴家麟教授前往宁夏工作,他一去就是三十多年,直至九十年代末正式退休,才离开宁夏,回到老家福州。可以说,他把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奉献给了宁夏,奉献给了宁夏人民。初至宁夏,先生被分配到宁夏大学任教,讲授形式逻辑、哲学史和说理文写作课程。虽然与法学和政治学相距甚远,但给自身带来的麻烦和风险也较少。应教学之需,先生遂重起炉灶,改换门庭,奋发耕耘,倒也乐此不疲。虽然迫于当时自己的处境以及法学沦为政治斗争的侍女之形势,先生暂时脱离了法学界。但正如先生所说,在“我的感情上一直未能割断与法律界的联系,可谓身在逻辑界,心系法律界,我总想能找个机会为法律教育事业做点贡献,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贡献。”在随后的十几年讲授逻辑课的时间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为后来从事法律逻辑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鉴于以往法律学科的逻辑教学严重脱离法律工作之实际,先生利用通晓法学与逻辑学之优势,致力于探讨逻辑与法律相结合的路子,力求做到学以致用。先生在法律逻辑领域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6年,中国进入十年浩劫。受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宪法形同具文,法学也弃之如敝屣,法治荡然无存。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家麟被赶下讲台当了农工,干起最脏最累的活。但幸运的是,他作为先前之“右派”分子,并无资格参与“全民大辩论”与写大字报,从而可以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得以幸免更大的灾难。在昏暗的岁月里,吴家麟教授不仅没有怠惰时日,反而惜时如金,临池不辍,矢志学术,把宝贵的时间用于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累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吴家麟教授指出,理论根底扎实了,对于部门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的理论研究而言,研究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应付裕如了。古人有云:天道酬勤,吴家麟先生后来在法学研究领域进一步取得的丰硕业绩,靠的就是一个“勤”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导向,几近枯竭之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若久旱逢甘霖,枯木逢春,顿时呈现一片盎然生机。1978年,我国的第三部宪法颁布。该宪法在总体上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试图克服七五宪法之谬误,但由于“左”的思想仍然存续,还保留了七五宪法之痕迹,局限明显。后虽经两次改正,仍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之需。其间,吴家麟先生开始关注七八宪法之诞生,并以笔名“政其武”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1979年,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也终于恢复了自己中断二十多年的宪法教学与研究工作。学术环境之宽松,政治桎梏之祛除,吴先生好似飞鸟出笼,鱼跃大海,才华终得以显现。同年,他晋升为副教授,并被任命为宁夏大学副校长。此时,吴家麟教授不仅要忙于教学与研究,还要参加校务,所剩空余时间已为数不多,但殚精竭虑,执著于法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他相继在《人民日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系统阐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区别,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鉴于当时国家政治民主生活中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民主观念薄弱,民主作风较差,党政不分,以至全国人大不能发挥其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的实际情形,吴家麟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在行动中发挥民主,才能使全国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且深刻分析了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宪法尊严之间的关系。先生指出,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维护宪法尊严,应该成为宪法修改之指针,两者是统一的。树立法制权威和维护法制尊严,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和维护宪法的尊严。法治意味着任何个人都要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进行活动,不承认有凌驾法律之上或超越法律之外的个人的或阶级的特权,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权威。为了树立宪法的权威和维护宪法的尊严,除了要有一部比较完备的宪法,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之外,还要有一套监督宪法实施的办法和制度。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不得有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而且要带头维护维护宪法的尊严和保证宪法的实施。1982年,吴家麟先生分别在《宁夏大学学报》和《民主与法制》上刊登文章,宣传新宪法草案的内容与精神,并对新宪法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认识。此外,他还以各种方式向新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了自己对修宪的建议与看法,他的一些意见和主张以及法学研究成果后来被宪法起草小组采纳。

八二宪法颁布后,围绕新宪法的介绍与阐释,学者们展开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宪法学研究春笋茁壮成长起来,进而枝繁叶茂,一片兴旺的景象。当时,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而又反映新宪法内容与特色的宪法学教材。主持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工作的王珉灿先生找到了吴家麟,委托他主编《宪法学》教材。凭着对法律逻辑学知识体系及其意义的深邃认知,吴家麟教授建议王珉灿先生将《法律逻辑学》列入首批法学教材的编写系列,并接受王珉灿先生之委托,担任主编。虽然当时学界对法律逻辑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学科对象还不够清楚,体系还不够规范,但先生认为,万事开头难,有胜于无,从粗到精总比从无到有要容易一些,可以通过这项工作来抛砖引玉,促进这一学科更好地发展。这样,在司法部法律教材首批教材编写计划中,吴家麟教授是唯一主持两门学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学者。1983年,他又被任命为宁夏大学校长,承受的责任更大,任务更艰巨了,既要面对行政管理工作和社会事务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同时又要投入到宏大而又艰巨的宪法学教材编写工作去,他不得不夜以继日,不得片刻之停息,只能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以办公室为家,直至宪法学和法律逻辑学教材问世。1983年5月,他主编的高等法学教材《法律逻辑学》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明确使用“法律逻辑学”这一学科名称。同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由先生主编的高等法学教材《宪法学》,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律的学说为指导,系统地论述了宪法的本质和发展过程,介绍了各种类型宪法和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和主要特点,并根据我国一九八二年宪法的条文和基本精神作了全面介绍和学理分析。”该书是新宪法颁布后国内发行的第一部宪法学教材,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而且作为全国大专院校通用教材之时间也很长,它的体系内容和编排模式成为后来各类宪法学教材之重要范本。由于该书之创造性成就,后来获得宁夏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家麟教授还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撰工作,任宪法分册之主编并撰写部分词条。鉴于他在法学研究领域之卓著贡献,1984年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5年晋升为教授。

对于八二宪法,吴家麟教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高度评价,认为新宪法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为此,他从1983年开始在《法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对我国新宪法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的重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认为新宪法是阶级性与科学性有机地统一,其科学性具体表现于完整性、准确性、现实性、全面性和规律性五个层面,并将其称为“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尤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之现象为严重。他于1986年相继在《法学》《政法论坛》《宁夏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指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之关键,认为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代替,力主党政分立,各司其职,实行决策民主化。他在另外两篇文章《确立法制思想,坚持依法治国》(当年发表于《政法论坛》)《论法治》(当年发表于《百科知识》)中对当时在法学界存在的“法律唯工具论”提出了质疑,并从依法治国方略这一最高层面对法律的价值和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人与法的问题上,应当树立人服从法的观念,树立法律的权威,防止以权代法、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出现。为此,还得妥善处理好党与法、政策与法律、人情与国法、改革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吴家麟教授是当时较早提出“依法治国”这一概念和术语的学者。1986年5月,他与爱妻汤翠芳教授合著的《说理文概论》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文风与写法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吴家麟教授渊博之学识,深邃透彻之哲理。该书不事雕琢,平实浅近,语言严谨通达而富自然之美感。后来该书于1989年获宁夏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88年,吴家麟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怎样使纸上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一文,对现行宪法实施的经验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制定宪法不是为了装潢门面,更不是为了糊弄人民,而是为了对国家的富强和人民之幸福起到真正保证作用。其关键就在于如何使宪法之各种规范切实贯彻于实际生活之中,即把“纸上的宪法”变为“现实的宪法”。要保障宪法之实施,必须设有监督宪法实施之机构以及监督宪法实施之机制。后来,他在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八周年而写的《论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91年发表于《法学评论》)一文中呼吁,鉴于我国现行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保障机制存在着若干不足,有必要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专门之宪法监督机构来保障宪法之实施。

吴家麟教授思维敏锐,勇于打破陈规,不迷信权威,不囿流俗。早在1981年,针对当时存在的“竞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竞选”的流行观点,先生在《“竞选”小议》和《论差额选举》等文章中切中要害地指出,没有差额的选举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冲破竞选这一“禁区”,破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竞选”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一直都把“议行合一”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并将之与资本主义之“三权分立”相对立,以此作为姓“资”还是姓“社”的区分标准,并与“民主集中制”相混用。先生于一九九二年在《中国法学》撰文,对“议行合一”学说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议行不宜合一”之主张。他从巴黎公社是怎样实行议行合一的、为什么巴黎公社要实行议行合一、马克思和列宁是怎样肯定议行合一的、议行合一的利弊何在、我国政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还是议行合一、议行合一与议行统一是否相同等六个方面论证了议行不宜合一,在中国法学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学术影响力。

吴家麟教授风度翩翩,温文尔雅,1956年5月与爱妻汤翠芳结婚。夫人既是先生亲爱的妻子,又是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两伉俪相濡以沫近五十年,其间,夫妻情爱虽历经风雨沧桑,但始终纹丝不动,且情意更浓。吴家麟教授与夫人相识、相知、相识于中国人民大学。当初,一个是在法学界脱颖而出、抱负理想的青年学者,一个是年轻漂亮、性格开朗、能歌善舞且优雅智慧、多才多艺的活跃分子,志同道合、心意相通使他们幸福地结合。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吴先生因对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两人的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单位派人去做新婚妻子的思想工作,强迫她与先生划清界限,并且为她列出了两条路可供选择:与吴先生离婚,可保留团籍,否则开除团籍。汤翠芳远在香港的父母也让她至香港定居,但她深知此时吴先生最需要自己,不忍离深爱的丈夫而去,惟愿与吴先生长相厮守,同甘共苦。在层层压力面前,不肯屈服,就是不与吴先生分手。吴家麟教授后来在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时,对爱妻汤翠芳的感激之心溢于言表:“如果那时她弃我而去,那么我就不会有今天,甚至不会活到今天。在二十多年的艰难岁月里,她承受了一般妇女所承受不了的重大压力,平素争强好胜、不落人后的她,在那些年里不得不低下头来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因为她理解我,相信我,同情我,深深地爱着我,所以不仅不嫌弃我,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我们俩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相互鼓励。虽然那时外面的世界是‘风刀霜剑严相逼 ’,而我们的小家庭却幸福温馨,春意融融。真挚的爱温暖了我的心,成为我得精神支柱。”这足见吴先生与爱妻情意相投,互尊互爱,情深似海。汤翠芳教授支持吴先生研究宪法、弘扬法治的事业,自己在家独揽家务,相夫教子,默默耕耘,在吴先生繁忙之际,经常为其搜集和整理材料,修改抄写文稿,吴先生有今日之学术成就,夫人汤翠芳功不可没。

学术贡献

吴家麟教授对我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新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长达五十多年,在宪法学、法律逻辑学、法理学乃至政治学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在国内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吴家麟教授通过对各种宪法学理论观点的分析与评判,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过程中确立了自己鲜明的学术风格,从而推动了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吴家麟教授的宪法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宪法学学术宝库中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重要学术财富。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重新解读吴家麟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下从吴家麟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思想两个方面进行概括和总结。

吴家麟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宪法学家,被誉为“新中国宪法学家泰斗”,“吴家麟宪法学以其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影响力,已经成为宪法学学术宝库中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重要学术财富”,对中国法学特别是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一)创建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近代的宪法理论完全不适应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虽然在革命根据地已经有新民主主义宪法的实践,并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理论,但新中国的宪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体现,因此,必须借鉴苏联的经验。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五四宪法的制定与实施,翻译苏联法理学和国家法教材,学习苏联国家法的理论和概念体系是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吴家麟教授和同时代的青年学者一样,接受过苏联法理学和国家法理论的教育,在此种背景下,吴家麟教授的学术贡献在于,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中国宪法学的范畴和概念,从而为建构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

吴家麟教授编著并于1954年7月出版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是探索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开始。该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宪法的概念与本质,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出发,论述宪法的阶级本质和根本法特征;第二部分批判资本主义宪法的反动本质;第三部分介绍苏联宪法的历程,阐述苏联社会主义宪法的民主性;第四部分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性质及其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五部分阐明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基本精神、意义和作用。该书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宪法本质方面侧重论述宪法的阶级性,但该书对宪法概念和法律特征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在论述宪法的概念时,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根本性表现在其与普通法律的差异,此种差异体现在:第一,宪法的效力不同于普通法;第二,宪法的法律效力不同于普通法;第三,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不同于普通法。吴家麟教授的论述对以后中国宪法学教材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的中国宪法学教科书仍然沿用其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论述方式。

吴家麟教授在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容许他在宪法学理论上继续进行探索,但九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并且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国家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宪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法学理论的繁荣,在学术环境开始宽松的条件下,吴家麟教授为全面探索和构建我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做出不懈的努力。1981年,他在《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发表《我国的法学为什么会落后?》的文章,系统而全面在分析了我国法学落后的思想根源、政治因素和理论困境。文章对“有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法学为什么会落后呢?”这一问题进行追问与解析,提出其根本原因是受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法律取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毒害;同时在法律领域广泛流传的“贴标签”、“划禁区”、“打棍子”、“划等号”、“对着干”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法学界长期以来没有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阶级与真理”、“阶级性与继承性”、“革命性和科学性”、“指导作用与代替作用”的关系也是导致中国法学落后的原因。该文虽然针对中国法学落后的原因进行分析,但对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表现在:第一,文章提出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之间的关系,认为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之间是统一的,而不仅仅是对立的。法学作为意识形态既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这是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第二,文章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法学的指导思想,但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代替法学。吴家麟教授的这一篇文章从解放思想的角度论证了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为宪法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概念和范畴奠定了法理基础。

吴家麟教授对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贡献体现在1983年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宪法学》一书,该教材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宪法学家共同编写的教科书,该书初步奠定了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表现在:第一,该书将宪法学分为四部分,即宪法原理、宪法制度、公民的基本与义务和国家机构。宪法原理部分包括宪法的概念、本质,宪法的产生与发展,国家的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宪法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经济制度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包括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具体享有的权利以及权利与义务的特点;国家机构部分包括代表机关、国家元首、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等。这四个部分的架构将宪法学知识按照理论逻辑予以归纳,以后的宪法学教材基本上采取这种编写体例,只是在章节内容的编排以及内容的选取上有所不同。第二,该书将宪法学理论的叙述与八二宪法的文本结构和内容有机结合,既全面介绍宪法学的原理,又以八二宪法文本的结构为依据依次讨论宪法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从而将宪法学一般理论与中国宪法实践相结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吴家麟教授还为建立中国的宪法学概念与范畴体系进行不懈的探索。第一,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论述了法的阶级性、社会性与继承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宪法学独立学科体系和学术品格拓展了空间。中国的宪法学理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的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但法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法的社会性,这是因为法调整经济与社会事务而产生的,因此,不是所有的法规范都具有阶级性。而法的社会性表明法规范具有继承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体现。第二,他论述了宪法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宪法学的学术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拓展了空间。吴家麟教授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与树立宪法权威并不矛盾,树立宪法权威,加快立法步伐,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法可依,是加强党的领导体现。第三,他提出并充分论证了中国宪法的基本概念,如民主、法治、基本权利与义务等。同时,他还对中国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宪法规范体系等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吴家麟教授对这些概念和基本范畴的研究对宪法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推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创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宪法学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由于政治原因,宪法学的研究已经基本中断。直到八十年以后,随着宪法学成为显学,宪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才进入多元时代。虽然吴家麟教授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学术环境极差的状况,但他仍然在宪法学研究中推陈出新,不断推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第一、采用阶级分析方法,用敏锐的学术眼光将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与宪法学自身的学术品格和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时既能把握宪法的阶级性,同时又能从宪法的阶级性中窥见宪法学原理与知识的社会性和历史继承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法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法律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因此阶级分析方法是宪法学研究必须运用的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他在《宪法基本知识讲话》一书中系统论证了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1983年主编的《宪法学》一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根本方法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阶级分析方法,他在定义宪法的概念时,提出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与利益的集中表现。吴家麟教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认为阶级性是宪法的根本属性但并非唯一属性,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历史传统以及经济和文化水平等等,都会对宪法产生影响。所以,他主张除阶级分析方法外,还要采取历史分析的方法,,“研究宪法学时,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政治形式问题。”吴家麟教授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解深刻而系统,他的许多宪法学研究成果均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所以,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宪法学整体上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主义宪法学。这既是当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这一代新中国宪法学者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运用于分析宪法现象的必然结果。吴家麟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阐述法与宪法的阶级本质属性时,能够从法的规范性、社会性、历史继承性的角度科学揭示宪法的法律特征,并且从法的规范和历史分析的角度对宪法的产生与历史发展、宪法的根本法特征、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以及宪法监督等进行一般法理分析,因此,吴家麟教授的宪法学教材和论文,并不是一般的政治读物或者政治宣传口号,而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哲学原理,又有较为强烈的法律科学的特色。

第二、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吴家麟教授认为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极为重视比较研究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运用,虽然吴家麟教授并没有专门的比较宪法学著述,但是他是比较研究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吴家麟教授的多数研究成果都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吴家麟教授编著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虽然文字不足十万字,但该书在论证过程中大量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比较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区别,同时还比较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通过比较不仅可以加深对宪法本质的认识,还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特点。他在主编的《宪法学》一书,对比较研究方法大加赞赏,认为比较宪法是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才能分清优劣好坏,才能决定取舍。《宪法学》一书在论述国家制度时,首先对外国的相关制度进行介绍和比较,如在论述选举制度时,对英国、美国、法国以及苏联的选举进行了比较,从而对外国宪法上的选举程序、形式、竞选制等有了明确的认识,再论述中国的选举制度时,对中国选举制度的原则和特征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创立法律逻辑学,倡导建立人大学

1.创立法律逻辑学

吴家麟教授是新中国法律逻辑学的创始人,一九八二年九月,他主编的高等法学教材《法律逻辑学》在群众出版社出版。吴家麟教授对该书的内容从学科定位、体例安排以及案例的选择与分析,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知识结构和概念体系。《中国哲学年鉴(1984)》对该书的评价是:它“系统地阐述传统逻辑基本原理,联系法律工作实践,对侦查、检察、审判工作中的逻辑问题,进行较系统地分析与概括,为法学研究和法律工作提供传统逻辑的方法。”这本书后来多次重印,再版多次。此后,国内各综合性大学之法律系以及各政法院校普遍开设了“法律逻辑学”课程,法律逻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渐次建立起来,如审判逻辑学、辩护逻辑学、侦察逻辑学等相关著述相继问世,可以说,吴家麟教授对中国法律逻辑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家麟教授认为,法律逻辑学是形式逻辑的分支学科,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部门。法律逻辑学任务是将形式逻辑的一般原理应用于法学和法律工作的实际。因此,法律逻辑学在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时,不研究这些思维形式的具体内容,其具体研究对象包括四个部分:即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定义、划分、概括、限制、比较、分析等逻辑方法;定义、划分、判断、推理、论证等逻辑规律;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等逻辑规律。他在《法律逻辑学》一书中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编排内容,形成我国法律逻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吴家麟教授还撰文阐释法律逻辑学的主要内容,提出“五要”: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有逻辑性,论证要有说服力,思维要遵守逻辑规律。吴家麟教授不仅对法律逻辑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学术建构,同时他还将法律逻辑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进行学理探讨,1982年6月,吴家麟教授编著的《破案审案与逻辑》一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他提出法律工作者要学好逻辑,因为学习逻辑能够帮助法律工作者提高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还可以提高批判能力和论证水平。全书通过对20个中外案件侦破工作的介绍,详细论证了逻辑推理在案件侦破工作中的运用,不仅生动而具有说服力,而且体现出极高的逻辑推理水平。

2.提出建立人大学的构思

吴家麟教授认为,中国国家机构体系是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因此人大建设是国家机构建设的重点。1992年,《人大研究》杂志倡议建立人大学,吴家麟教授在《人大研究》上发表文章,论述建立“人大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条件,支持建立人大学的构思。他在文章是明确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能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是涉及人民是否真正当家作主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必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他认为我国建立人大学的时机已经成熟,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可以为我们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理论指导;建国以来,国家致力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事人大研究的人才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多。所以,他呼吁整合研究力量,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

(四)新中国宪法学学科建设的开拓者

吴家麟教授毕生为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建设而努力奋斗,他担任宁夏大学校长十余载,虽行政事务缠身,但从未放弃学术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结出累累硕果。据统计,至一九九四年止,他在各种报刊上先后发表了近一百篇学术论文,涵盖了哲学、逻辑学、法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1996年,先生已是古稀之年,身体不如从前,且诸病缠身,方自教学第一线引退家居,但先生仍执著追求,不断学习,继续钻研学问,为一字追根,为一意探源。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

吴家麟教授从事宪法学、法律逻辑学教育与研究四十多年,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为毕生之学术信仰,并为此呕心沥血,躬耕不息。应聘为全国多个法政院校兼职教授,并以培养宪法学和法律逻辑学人才为己任,他指导学生论文,从拟定题目,设计论文框架直至最终完成,皆一再细心揣摩,为学生传授、解惑、释疑、改正,学生无不感到受益匪浅。接受他指导的学生,现今大多活跃于学界,成为知名学者。他与学生相处,平易近人,亲切随和,对学生遇事慈严相济,严而不苛,爱而不溺,深得学生之爱戴。

吴家麟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即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长,并担任中国法律逻辑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积极参与学会组织工作和学术活动,不断培养年轻宪法学者和法律逻辑学者,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的建设和发展辛勤工作,吴家麟教授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为年轻一代宪法学人树立了榜样,不断激励中青年学者勤勉治学,从而塑造了中国宪法学会以学术为生命、以团结互信的品格。吴家麟教授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虽然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二十多年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虽饱尽社会沧桑,命运坎坷曲折,但艰难潦倒不足以夺其志,屡遭贬谪不足易其心,刚毅执着不足显其质,始终为中国法治之昌盛、宪政之隆兴而不懈努力。他在逆境中从不对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也不因遭受打击而胆战心寒,从不放松对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因此,他在1979年起短短的十多年间,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累累成果,产生了重大的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一文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论著一等奖,《故事里的逻辑》一书获得二等奖;《宪法学》教材第一、二、三章获得自治区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破案审案与逻辑》(第一辑)获二等奖;《法律的阶级性、社会性和继承性试析》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吴家麟教授品性率真,刚正不阿,勇于直言,在学术研究中追求思想独立的精神,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他敢于突破理论禁区,追求真理,为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理想而不断探索。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博大精深之学识涵养,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之品性,足以为后辈同仁之师表和典范。

主要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

吴家麟教授从事宪法学研究五十多年,其宪法学学术思想极为丰富,涉及到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宪法学的概念与范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修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吴家麟教授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提出并从法理角度全面论述法治,科学和合理地区分人治与法治、法治与法制,形成具有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

吴家麟教授所处的时代,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不容置疑,但社会主义制度是要实行法治还是要实行人治,这一根本理论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我国宪法文本确认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反对特权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内容。吴家麟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较早提出法治并且论证法治的学者之一,他的法治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具有逻辑关联性的四种基本观点。

1.系统论证了人治与法治的区别,认为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是权力至上还是法律至上,如果权力至上就是人治,如果法律至上就是法治

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不用说研究法治,即使谈论法治也有政治风险。吴家麟教授1986年就在学术报告会上明确提出法治并且论述了人治与法治的区别,认为人治与法治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治国方案。所谓人治,是指人高于法,权大于法、法服从人和树立个人的最高权威,而法治的基本内涵就是:法高于人、法大于权、人服从法和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历史事实表明:人治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而法治则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吴家麟教授认为,世界上各国尽管国情千差万别,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是因为,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治理国家需要的是发挥人的作用还是法的作用,而是在于人的地位与法的地位的高低。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高于法还是法高于人?搞人治的主张人高于法,搞法治的主张法高于人。二是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搞人治的主张权大于法,搞法治的主张法大于权。三是法要服从人还是人要服从法?搞人治的主张法律要服从掌权者个人的意志,搞法治的主张任何人,包括最高统治者、最高领导者都要服从法律。四是树立个人的最高权威还是树立法律的权威?搞人治的主张树立个人的权威,搞法治的主张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吴家麟教授指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不是是否需要法律或者是否需要人的治理的问题,而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他认为,党大还是法大的提法不够科学,因为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政党、一切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不能拿党和法律做比较,而是要把权力和法律做比较。法治就得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如果法律不能至上,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那就不是法治。所以,法律至上是法治的灵魂。

2.论述了法治的本质特征和法治国家的条件

吴家麟教授深刻地论述了法治的本质特征,认为法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个精神、两点要求、三大前提和四条原则。一个精神是指法治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两点要求,一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政治,二是要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法律的权威相结合的产物。三大前提就是经济前提、政治前提和法律前提。经济前提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政治前提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法律前提就是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四条原则,就是权威性、平等性、制约性和保障性。

吴家麟教授提出,法治国家需要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实行良法之治,法律要民主化;二是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要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三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四是政府权力受到制约;五是公民权利得到保障。这五个条件不仅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

3.全面论述了法治与法制的区别。认为狭义的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而广义的法制包括法治,即包括法律制度和制度的执行

吴家麟教授从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着手,论述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容和本质特色。他引用董必武在1956年关于法制的论述,认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对法制的广义表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对法制含义的深刻揭示。法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总称,而法律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行政机关发布的行政命令和条例等;制度是指与法律的执行相关的立法程序、司法制度以及监督守法的制度等。但法制虽然包含法治,但并不等于法制就是法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法治比法制更加重要,因为制定法律本身不是目的,执行法律才是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

吴家麟教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维护法制权威。他从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相互关系来讨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其三,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保障。吴家麟教授通过对民主与法制概念的历史考察,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宪法对民主与法制的规定这一视角对此予以解释,明确提出:“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4.论述法治具有民主性、平等性、公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等五个特征

吴家麟教授提出:广义的法制=狭义的法制+法治=法律和制度+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所以,社会主义法制的核心是法治,法治的民主性是指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与法治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法治的平等性是法治的根本原则,法与平等相联系,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要求包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内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所以,法治的平等性就是反对法律上的不平等和法律外的特权。法治的公开性是法律的规范性产生的重要特征,法律是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要使人们更好地遵守法律,就必须把法律公布出来,要改变按照政策办案的思维与习惯,通过公布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法治的严肃性是法律的稳定性产生的,要使法律具有严肃性,首先必须具有统一性,即有统一的立法,吴家麟教授不赞同我国是多级立法体制的说法,认为国家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其次,法律的严肃性是指法律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如果法律的规定相互矛盾,执法者就会无所适从,同时法律的规定还要明确具体,不能含混和模糊,宪法和法律必须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不利于公民守法。法治的权威性是由法律的拘束力和执行性决定的,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关键要看法律有没有权威,无法可依不行,有法不依更不行,要使法律具有权威性必须解决好法律的执行问题。

5.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受当时历史条件和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在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中,普遍存在要政策不要法律的观念与思想,吴家麟教授认为,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命题。

吴家麟教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法治经济》一文中对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解读。首先,市场经济需要法律。因为法律对市场经济起指导、规范、保障和约束作用,法律为市场活动提供范围和边界。所以,建立和健全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契约性、竞争性、开放性和两重性决定的。其次,市场经济呼唤法治。因为市场经济需要法律,而法律的执行是法治的关键,如果仅仅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执行,市场经济仍然缺乏法治的保障。因此,法治对于市场经济极为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权大于法、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突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矛盾。为什么我国会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呢?吴家麟教授在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之基础上,认为此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封建传统的影响,重政策不重法律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二是政治对法律的冲击严重,以及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权、钱、情对执法的影响,导致执法环境不佳;三是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对执法的公正性产生影响;四是法制不完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漏洞太多;五是司法独立难,干涉司法的因素很多,法官队伍的素质也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存在腐败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予以解决,吴家麟教授当时就明确提出必须扭转社会风气、把反腐败深入进行下去的建议,作为解决我国有法不依问题的根本措施,吴家麟教授的主张对当下中国的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二)论述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架构和法律特征,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作为著名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在论述法治理论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行了深入而持续的探讨。

1.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政治

吴家麟教授对民主的含义作出了简短的概括,认为民主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和专制相对应的;其次,民主还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和自由的确认与保障;再次,民主还经常在传统、作风、态度、意识、观念和精神等意义上使用。资产阶级民主代替了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代议制、竞选制、两党或者多党制作为民主的形式。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用社会主义民主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吴家麟教授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社会主义是离不开民主的,否定了民主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自身、缩小了民主就意味着缩小社会主义阵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便于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人民有广泛行使民主权力的途径。

社会主义之所以离不开民主,是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通过建设民主政治,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反对派实行专政的新型民主国家。可见,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2.通过比较资本主义民主,总结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

吴家麟教授认为,宪法学者研究民主问题切忌简单化。这是因为民主的理论比较复杂,同时民主具有阶级性。西方的民主理论抹煞民主的阶级性,鼓吹抽象民主、全民民主、超阶级民主。而民主的实质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不是超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民主由于在政治制度和阶级利益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存在本质区别。所以,社会主义具有下列显著的特征: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其阶级性最为明显,国家制度包括国体和政体两方面。资本主义民主制以三权分立的议会制为其政体,通过两党制和多党制体现其议会民主的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

其次,在承认民主具有阶级性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三大优势:即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集体主义。所谓民主的广泛性,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所谓真实性是指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空洞的许诺,而是有物质和法律保障。所谓集体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不过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体主义特征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且要以承认个人利益为前提。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野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利益,而在于把个人利益摆在什么位置上,把个人利益置于首位,而将集体利益摆在从属地位的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

3.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民主虽然具有优越性,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功能的发挥。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制度和观念上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吴家麟教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民主的渐进性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虽然高于并优于资产阶级民主,但从发展水平看,并不是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必须认识到,实现高度民主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实行爆发与突变,其理由是: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属于建设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封建专制传统,缺乏民主传统,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等民主观念极为薄弱,因此民主建设不可能急于求成。其次,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高度民主,不是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中国的政治体制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不能搞大民主,也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4.明确提出应当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吴家麟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在实现人民民主,必须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并通过法律来保障,同时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法律监督。具体来讲,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措施主要有:

第一,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吴家麟教授指出,我国1982年宪法既健全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创造了直接民主的形式,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去补充间接民主的形式,使两者有机结合,符合民主制度的发展规律。吴家麟教授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阐明社会主义民主批判继承了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不过社会主义民主虽然继承了代议制的形式,但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平等选举制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成为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人民代表机关。代议制民主是一种间接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这种民主形式无法完全解决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因此,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创造新的民主形式来补充间接民主制,宪法规定人民有权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明确了直接民主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形式。

第二,通过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国宪法不规定三权分立原则,但规定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分工与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抛弃分权的观念,但却不能抛弃权力制约的观念。掌握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必然存在权力滥用与腐败的可能性,因此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专制与腐败。为了防止我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必须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首先,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有崇高的宪法地位,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民代表大会缺乏应有的权威,所以有必要提高人民代表机关成员的政治素质和议政能力,同时强化人民代表机关的监督权,使人民代表机关的监督制度化和法律化。其次,监督工作要法制化,要依法监督。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必须制定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做到有法可依。再次,加强对宪法和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公民,如果违反宪法就容易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甚至会引起政治动荡,因此必须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

(三)论证宪法至上和宪法监督的基本原理,形成系统的宪法监督实施的理论

1.认为法律至上是法治国家的关键,而法律至上的核心是宪法至上,因此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

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根本标准是法律的权威大于个人的权威,因此,法律权威是法治国家的关键。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一是法律至上是指法律比政策、法规、行政命令等规范的效力要高,因为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至上并不是与执政党的政治地位进行比较,两者不是同一事物,不具有可比性,那种认为法律至上就不要党的领导的提法是错误的。二是党的十二大党章就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提法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三是法律至上是法治国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符合法治的规律,也是中国法制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如果个人权威大于法律的权威,国家权力就会被滥用,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保障。

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因此法律至上首先必须是宪法至上,即宪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权威性。其一,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宪法的地位和效力均高于普通法律,宪法的至上地位是绝对的。其二,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宪法的权威,表明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吴家麟教授分析了我国宪法难以至上的原因,一是长期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在君权至上思想的影响下,法律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这种封建思想并没有消除,并且不断影响政治的运行。二是人治传统根深蒂固。人治反对法治和民主,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浓厚,君权神圣和君主至上的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形成了清官政治的观念。三是商品经济不够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具有公平、公正的法律规则来治理经济和社会,因此宪法和法律至上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四是战争环境下形成的重政策轻法律传统没有及时转变。五是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导致执法环境恶化。为了保障宪法的至上权威,他明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一是积极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法治,主要任务是处理好党政关系。二是宪法自身的完善。宪法不能经常修改,宪法经常修改可能损害宪法的权威性;宪法的规定比较宏观,需要法律来对宪法的规定加以具体化,没有法律的规定,宪法难以落实;宪法的实施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必须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通过宪法实施和监督加强宪法的权威性。三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处理好党和政府、人大、司法机关的关系。四是依法治国,厉行法治,逐步理顺党法关系。重点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效结合。五是民主法制实践与民主法制教育相结合。通过加强基层民主法制教育,达到改善执法环境,提高宪法法律权威的目的。

2.论证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宪法尊严之间的关系

吴家麟教授从中国宪法确认的基本原则出发,认为中国宪法的实施必须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两者并不矛盾。一是1982年宪法的制定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二是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是统一的,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宪法和法律,使之成为全体人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三是宪法的内容,从国家根本制度到国家的根本任务,从各项基本原则到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均体现了党的主张、意志和利益,宪法的这些规定是党的政策、方针的法律化。四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正确地坚持党的领导,宪法的实施就会受到破坏,宪法的权威也受到动摇,公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损害,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丧失。

吴家麟教授提出要维护宪法的尊严,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首先需要正确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以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其次,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并保障宪法的实施。如果“以人代法”、“以言代法”、“言重于法”、“权高于法”盛行,不仅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而且严重损害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提高党组织和党员对维护宪法尊严必要性的认识,遵守宪法、执行宪法,将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改善党的领导统一起来,宪法才能真正有权威。

3.分析我国宪法实施保障制度,论证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吴家麟教授非常重视法的执行,认为法律不能执行还不如无法,因此法律的执行是生命。在宪法的监督实施方面,他提出宪法的实施是宪法权威的保障,1982年宪法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制定,是一部好的宪法,但是任何宪法都必须得到执行才能发挥其规范作用,1954年宪法也是一部好的宪法,但由于该宪法没有得到实施,缺乏应有的权威,成为一纸空文,实际上被废止,就是历史的教训。

(1)从广义的角度论证宪法监督体系。宪法监督分为广义监督和狭义监督,广义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对宪法的实施进行监督,狭义监督是指宪法规定的国家专门监督机关进行的监督活动。吴家麟教授认为,广义的宪法监督包括四种:

第一,宪法自身的保障。宪法明确规定自身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规定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宪法,并且有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些自身保障性的规定对于树立宪法的权威、保障宪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宪法规定了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形成法律、法规违宪问题的解决机制。1982年宪法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形成了我国由国家权力机关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和机制。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怀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国务院有权改变和撤销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决定和命令,省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和下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从而形成我国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制。

第三,普通立法保障。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因此宪法只能规定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宪法成为立法机关日常立法活动的法律依据。正由于宪法对各类问题只作原则性规定,需要普通法律将各项原则具体化,否则宪法就难以有效实施。因此,加快立法工作,健全立法制度成为实施宪法的重要保障。

第四,党和人民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均由党员担任,执政党如果不遵守宪法,那么宪法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宪法序言规定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宪法。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力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规定公民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全国各族人民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的职责。虽然人民的监督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监督,而是属于政治意义上的监督,但是,人民的监督仍然是宪法实施的保障。

(2)从法律监督的角度论证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吴家麟教授认为宪法的制定固然重要,宪法的实施则更关键,如果不能实施宪法,就不能将“纸上的宪法”转化为“现实的宪法”。由于宪法既是授权法又是限权法,它授予国家机关职权,同时又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因此需要由专门机关来监督宪法的实施。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始于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1975年宪法没有规定监督宪法实施的问题,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1982年宪法关于保障宪法实施的规定,比起前三部宪法都更为具体、周密和完备,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规定了自上而下的规范性文件合宪性和合法性监督体系,但是1982年宪法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尤其是没有规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吴家麟教授从监督宪法实施的角度论述了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问题:

第一,论述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吴家麟教授认为,1982年设置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制主要是借鉴苏联1936年宪法的规定,然后,实践证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制虽然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但由立法机关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有名无实,需要改革。从我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存在的缺陷可以看出设立专门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难以发挥监督宪法实施的实际作用。由于全国人大代表多达三千人,每年只开会一次,会期短,需要讨论的问题多,因此没有哪一届全国人大的哪一次会议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采取过什么行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少,每两个月开会一次,由于立法任务繁重,无暇顾及审查和处理违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除了发出严格遵守宪法、加强教育之类的一般号召外,从来没有讨论和处理过具体的违宪问题,解释宪法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手段,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对宪法的任何条文进行解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宪,可以由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如果基本法律违宪,就只能由全国人大自我纠正,而实践证明此种自我监督效果不理想。

违宪包括文件违宪和行为违宪两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违宪属于文件违宪;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违反宪法属于行为违宪。宪法对行为违宪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规定,但国家机关在人事任免问题上的行为违宪很多,此种违宪没有任何机构有权处理。

现行宪法有关宪法实施的监督条款具有宣言性和原则性的特点,具体的程序性的条款比较少,缺乏可操作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各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与命令等,此种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专门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专门委员会只能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规范性文件,同时只能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所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第二,论述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可行性。吴家麟教授认为,在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问题上需要纠正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不采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只能采取权力机关监督制,不能另外设立监督机关。这种观点混淆了设立专门监督机关和设立什么样的专门机关的关系,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误解。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不至于发生违宪现象。这种观点过于主观和绝对,不符合客观现实。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设立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是可行的,但必须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具体内容包括: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委员会,属于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执行对宪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有权向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提出法律是否合宪的意见;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的意见;有权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并建议有关部门予以纠正;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工作。

(四)提出通过完善选举制度加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民主性,通过加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促进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有效行使监督权

吴家麟教授全面探讨了我国国家机构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与变迁》一文中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进行了合理的定位与全面的规定,对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及其职权也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表明宪法对国家机关的规定具有发扬民主、健全体制的特点。但是,我国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职权以及运行还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进一步推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完善。

1.明确提出加强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倡导人大代表竞选

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采取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排斥竞选机制。这种民主选举虽然提高了效率,但其民主性没有得到发扬。吴家麟教授从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政治这一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了改革我国选举制度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

(1)认为竞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并不矛盾。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过竞选活动,通过竞选产生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发挥了民主的效果。既然战争环境里可以搞竞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然可以搞竞选了。只不过社会主义的竞选不搞党派竞选,但这属于竞选范围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搞竞选的问题。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选举法规定可以实行差额选举,而差额选举为竞选奠定基础。他认为竞选制有以下优势:

第一,可以保证选举的代表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选举制度是否民主关系到人民是不是真正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力。如果选民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政权机关,选民选举代表的标准是代表性,即选择的代表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在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仅仅介绍候选人的履历是不够的,必须要由候选人自我介绍,便于选民进行比较选择。

第二,实行竞选可以调动广大群众参加选举活动的积极性。由于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民的选举积极性,选举常常走形式,所以人民认为“选举选举,多此一举”,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对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认识提高了,对于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尊重选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实行竞选是调动选民有利于调动选民的选举积极性。

第三,开展正当的竞选活动可以加强人民代表的责任心。无论是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都必须向选民负责。如果没有竞选机制,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大代表向选民负责的问题。代表候选人由各党派、团体和选民进行介绍,本人不能向选民表态或者明确表示自己是否愿望当选人大代表,当选后要做些什么,这样的代表如何向选民负责?所以,通过竞选让代表候选人表达自己当选代表的愿望,为选民选择人大代表并要求人大代表向选民负责奠定基础。

第四,开展正当的竞选活动便于选民对人民代表实行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选举法的规定,人大代表必须受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如果没有竞选机制,人大代表就没有向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负责的压力和动力,也可以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实施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2.预选制和差额选举是扩大选举民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措施

(1)预选可以避免凭借领导人个人意志选择候选人的不民主做法。

根据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我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根据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的正、副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的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但是,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可能出初步候选人的名额超过正式候选人的名额的情况,如果将初步候选人全部进行正式候选,可能会出现选举困难的局面,因此预选制极为必要。因为预选虽然不是正式选举,但是预选民通过民主形式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法定方式,体现了我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但是1986年修改选举法时将预选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根据较多数代表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这不利于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进程。

(2)不搞差额选举就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

吴家麟教授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也应当实行差额选举,因为差额选举是一种较为民主的选举方法,它为候选人提供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等额选举虽然也可以挂上“民主选举”的招牌,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其实不过是形式主义的民主而已。选举本身具有选择的意思,如果应选代表名额与候选人人数相等,那么选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违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3.明确提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

吴家麟教授从宪法实施的角度论述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在此基础上,他从提高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的角度,全面论述了地方各级人大特别是省级人大的监督权。

(1)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有权威性。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是由其性质和地位决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县级以人大常委会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行使宪法和组织法赋予的广泛而重大的职权,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我国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由选举产生,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其权威性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缺乏权威性,主要表现在权力不实和威信不高。

吴家麟教授认为,提高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实现党政分工,通过党政分工,理顺地方党委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二是提高代表素质,人大代表应当品德高尚,代表人民的利益,具有参政和议政和能力。三是改革选举制度,充分尊重选民的意愿与选择权,通过扩大直接选举并实行竞选,保障人大代表同选民之间的密切联系。

(2)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吴家麟教授认为,权力主体必须对权力承担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我国建立了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体系,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人大的监督居于最高地位,是具有权力性质的国家监督。所以,人大监督是人民监督的间接的主要形式,是最高层次的和最有权威的国家监督,是人民监督和国家监督的统一。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在本行政区范围内是最有权威的监督。但是,地方权力机关如何有效行使监督权呢,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不敢于监督是失职,不善于监督是越权。因此,“监督就是支持”或者“人大不要以监督者自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人大必须敢于监督,其前提是党委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和组织法所规定的监督权。二是区分并加强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两种形式,法律监督是指人大监督宪法、法律的执行,撤销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工作监督是指人大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三是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事后监督为主,但人大的监督在事前也是可以的。在法律监督方面,人大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权就是事前监督。四是直接监督,认为人大监督都是间接监督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人大对两院的监督可以介入具体案件,但不能直接办案。但是地方各级人大对人事的任免,对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的撤销都是直接监督。

(五)探讨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

吴家麟教授对宪法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系统研究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体系以及政治体制的特点,形成了系统的国家权力理论。

1.提出政治制度具有继承性,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吸收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基础

吴家麟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学术品格,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历史继承关系。至于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其理由主要有:

(1)辩证的否定观和历史的连续性。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保留旧制度中对新事物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并将其发展到的新的阶段,因此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各个时代依次交替的继承性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历史联系,新制度批判继承旧制度的因素可以通过新制度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利用。

(2)民主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形式是相对独立并具有历史继承性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封建政治制度中继承和发展了某些民主选举的形式,创造出包括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普选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没有也不应该简单地抛弃普选制的形式,而是在改造的基础上继承和利用了这种形式。

(3)生产力发展状况对民主制度的直接影响和制约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民主制,但由于经济基础不同,这两种民主制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民主制度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可是每个国家民主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是直接受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和制约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制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发展水平不高。

(4)国家管理的两重性。历史上的国家机构都有阶级统治和管理公共事务两种职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国家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必须学习、借鉴和吸收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

2.明确提出“议行”不能“合一”

吴家麟教授针对理论界存在的将社会主义政权组织形式的原则视为“议行合一”的观点,提出“议行合一”不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形式的原则。其理由是:

(1)巴黎公社实行“议行合一”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不是普遍性原理。巴黎公社处在战争环境中,其实际管辖区域很小,需要将立法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在公社,由公社统一行使。

(2)马列对“议行合一”的肯定是有前提的肯定。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树立了人民代表机构的权威,但并没有认为人民代表机构可以和执行机构合一;列宁也主张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列宁组建的国家机构实行人民代表机关和行政机关相统一的原则,而不是“议行合一”。

(3)“议行合一”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是否定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分工。二是可能产生行政机关既行使行政权,又行使立法权的现象。三是不利于实现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4)我国政权组织机构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议行合一”。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其他国家机关均由它产生并向它负责。这种体制既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又不同于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议行分开是政治进步的标志,它使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和合理。

3.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

吴家麟教授积极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提出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指出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任人唯亲、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弊端,如果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则直接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2)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只能是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总体目标是进一步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我国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受封建专制的影响较大,实行民主不易。我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果不通过改革加强民主建设,就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只有通过扩大直接民主来补充间接民主,扩大民主形式,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性。

(3)党政分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由于党政不分是现行体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改革必然要解决党政的关系问题。要实现党政分开,必须要在理论上认识党和政的定位及其相互关系。首先,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对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起决策作用,但执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不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其次,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对国家机关的总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再次,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各级组织都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个人专权和党政不分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

第四,党政不分实际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党政不分降低党的领导地位,影响党的自身建设;同时损害国家机关的权威性、削弱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因此,党政分开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

主要论著

(一)著作

1.《轻轻松松学逻辑》,合作者汤翠芳,稻田出版公司 1998年版。

2.《法律逻辑学》,主编,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

3.《吴家麟自选集》,独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宪法学》,合作者王向明等,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5.《与中学生趣谈逻辑》,合作者汤翠芳,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6.《宪法学》,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7.《宪法学学习指导书》,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8.《宪法学参考资料》,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9.《说理文概论》,合著(合作者汤翠芳),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10.《破案审案与逻辑-第一辑》,独著,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

11.《故事里的逻辑》,独著,宁夏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12.《宪法基本知识讲话》,独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

(二)论文

1.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2. 《宪法至上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为宪法颁布15周年而作》,《福建法学》1998年第1期。

3. 《论民族平等》,合作者汤翠芳,《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4. 《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八个要点——学习〈邓小平文选〉中民主法制思想的体会(上)》,《人大工作通讯》 1997年第3期。

5. 《依法治国、厉行法治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学习〈邓小平文选〉中民主法制思想的体会(下)》,《人大工作通讯》1997年第4期。

6. 《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几个要点——学习〈邓小平文选〉中民主法制思想的体会》,《燧石》1997年第2期。

7.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8. 《论邓小平同志的法治思想》,《福建法学》1996年第1期。

9. 《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6期。

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法治经济吗?》,《人大研究》1994年第7期。

11.《“法制经济”与“法制经济”的提法并不互相排斥》,《人大工作通讯》1994年第22期。

12.《关于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 1992年第3期。

13.《解放思想 划清界限》,《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

14.《“议行”不宜“合一”》,《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15.《建立人大学的几个断想》,《人大研究》1992年第4期。

16.《论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现行宪法颁布8周年而作》,《法学评论》1991年第2期。

17.《 稳定·民主·监督》,《法学》1991年第3期。

18. 《促进法学繁荣 创造出有益的经验》,《法学》1991年第11期。

19. 《法良意美 贵在执行——为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出台而作》,《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20. 《统一认识 明确概念——关于“争取民主”问题的论争平议》,《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

21. 《论差额选举》,《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22. 《谈谈“只有,才”》,《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23. 《对“预选”制的再探讨》,《法学》1988年第7期。

24. 《宪法的实施需要哪些保障——为我国现行宪法颁布五周年而作》,《法学评论》1988年第1期。

25. 《关于民主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26. 《提高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性》,《法学评论》1987年第1期。

27. 《论党政分工》,《法学》1986年12期。

28. 《法治三论》,《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29. 《政治体制改革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30. 《法律的阶级性、社会性和继承性试析》,《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3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而作》,《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32. 《“两级立法体制”和“多级立法体制”说质疑》,《法学》1984年第1期。

33. 《论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34. 《论新宪法实施的保障》,《河北法学》1983年第1期。

35.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法学研究的新局面》,《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36.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根本大法》,《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3期。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和变迁》,《法学评论》 1983年第1期。

38. 《论我国新宪法的科学性》,《法学评论》1983年第Z1期。

39. 《一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40. 《逐步实现高度民主的一个重要步骤——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体会》,《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41. 《建立法律逻辑学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和方法》,《福建论坛》1982年第5期。

42.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根本大法》,《政治与法律丛刊》1982年第3期。

43. 《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法学杂志》1982年第4期。

44. 《论证据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法学研究》1981年第6期。

45.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和夭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46. 《我国法学为什么落后?》,《现代法学》1981年第1期。

47. 《在法学领域必须正确处理的几对关系》,《法学杂志》1981年第5期。

48. 《论政治制度的继承性》,《学术月刊》1980年12期。

49. 《真理能有阶级性吗?》,《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2期。

50. 《越剧“胭脂”中的审案、判案与逻辑》,《法学杂志》1980年第2期。

51. 《论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00期。

52. 《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一些问题——评钱端升、楼邦彦著:“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教学与研究》1956年11期。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7期。

5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迎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8期。

55.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旗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9期。

注释:
吴家麟教授的生平部分主要根据韩大元、朱福惠、徐振东、陈珺珺著:《学界名家、师之楷模吴家麟先生之生平》一文修改整理而成。该文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九辑,2005年。
吴家麟编著的《宪法基本知识讲话》,1954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全书共73000字,第一版印刷90万册。
朱福惠、徐振东整理:《“吴家麟宪法学思想暨宪法学发展研讨会”纪要》,载《法学》2005年第8期第118页。
转引自韩大元教授在吴家麟宪法学思想暨宪法学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参见朱福惠、徐振东整理:《吴家麟宪法学暨宪法学发展研讨会纪要》,载《法学》2005年第8期。
吴家麟:《我国的法学为什么会落后?》,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1983年2月第一版,1992年9月第二版,由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群众出版社出版,至1994年6月共印刷17次,累计发行893000册,吴家麟教授为主编,北京大学教授肖蔚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担任副主编,武汉大学教授何华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向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皮纯协、中南政法学院教授刘庆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吴杰、吉林大学教授张光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西南政法学院副教授薛国安、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金永健参加编写。该教材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学编教材中使用时间长、发行量大的宪法学教材之一,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
吴家麟:《法律的阶级性、社会性和继承性试析》,载《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吴家麟:《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宪法尊严》,载《光明日报》1982年7月11日。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9月第二版,第27页。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9月第二版,第9页。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9月第二版,第10页。
吴家麟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1988年4月第二版,共发行409000册。
吴家麟:《建立法律逻辑学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和方法》,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5期。
吴家麟编著:《破案审案与逻辑》,法律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第4—5页。
吴家麟:《建立人大学的几个断想》,载《人大研究》1992年第4期。
参见崔方:《宪法学家——吴家麟》,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转引自童之伟教授在吴家麟宪法学思想暨宪法学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参见朱福惠、徐振东整理:《吴家麟宪法学暨宪法学发展研讨会纪要》,载《法学》2005年第8期。
吴家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法治经济吗?》,载《人大研究》1994年第7期。
吴家麟著:《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吴家麟著:《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
吴家麟著:《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
吴家麟:《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相互关系》,载《银川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吴家麟著:《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吴家麟:《统一认识,明确概念——关于“争取民主”问题引起的论争平议》,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
吴家麟:《民主三题》,载《民主与法制》1980年第12期。
吴家麟:《稳定·民主·监督》,载《福建法学》1991年第1期。
吴家麟:《关于民主的几个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吴家麟:《关于民主的几个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吴家麟:《关于民主的几个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吴家麟:《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结合》,载《民主与法制》1982年第9期。
吴家麟:《稳定·民主·监督》,载《福建法学》1991年第1期。
吴家麟:《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吴家麟:《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宪法尊严》,载《光明日报》1982年7月11日。
吴家麟:《论新宪法实施的保障》,载《河北法学》1983年创刊号。
吴家麟:《论设立宪法监督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2期。
吴家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与变迁》,载《法学评论》1983年第1期。
吴家麟:《竞选小议》,载《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页。
吴家麟:《对“预选”制的再探讨》,载《法学》1988年第7期。
吴家麟:《论差额选举》,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吴家麟:《提高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威性》,载《法学评论》1987年第1期。
吴家麟:《关于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几个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吴家麟:《论政治制度的继承性》,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2期。
吴家麟:《“议行”不宜“合一”》,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吴家麟:《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载《政法论坛》1988年第1期。
作者简介:朱福惠,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宪法学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214页。
发布时间:20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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