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忍的理想主义者
——纪念恩师畑中和夫先生
作者:林来梵  

有生以来,可恭称为恩师的贤达不止一人,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年轻时留日期间的授业导师畑中和夫先生。

说起畑中先生,眼前就浮现出他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虽年事已高,却穿着整洁的西服,将略为稀疏华发一丝不苟地梳拢在脑后;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但睿智的目光似乎洞悉了人间纷繁万事,而微抿的嘴角,时常挂着温和而又神秘的微笑。 

如今,先生去世已有两年多了,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缅怀,但酝酿了几回,始终未敢率尔操觚,因为我实在没有把握应该如何切当地描述这位个性内涵极为丰富的异国恩师。就这样,这篇文章一直欠了下来,终成为自己良心上越滚越大的一笔债务。

眼下,就在正要开始偿还这笔“心债”之际,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多年来正是一点一滴学着先生的样子在做着教授的,只不过仅得皮毛,未入阃奥,不及其万一而已。不惟如此,如果在当今中国,留学的履历还可以附加一些炫目的光圈,那对于我个人而言,那种“光圈”则属于一种“不当得利”,因为在那一段机缘之中,我承蒙先生的师恩良多······

一、初见

初见先生,是1990年底的某日午后,经立命馆大学一位行政人员的引荐,我来到了先生的个人研究室。

那年,我27岁,累累若一叶浮萍,正寄身在前大阪外国语大学(现大阪大学外语学院)西村成雄教授门下当一名研究生。在日本,这是一种学位课程之外的学生,为期一年,当时我的签证也快要结束了,须马上正式考上一家大学的硕士生,才好在日本继续学业。这时,我想到了立命馆大学。我闻知这所大学里有不少左派进步学者,猜想他们可能对我这样的中国学生应有一些亲近感,而这个大学的名称也恰好应和了我当时作为一名惶惶然的中国学生“安身立命”的愿望;更何况,听说法学学科是其自明治时期建校以来的强势学科。

立命馆大学有数个校区,法学院就在其本部的京都衣笠校区,那里窗明几净,那天午后更是阳光明媚。畑中先生在修学馆的个人研究室里亲切地接待了我。研究室里书架林立,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幅装裱了书法拓片的镜框,谛视之下,才知是中国唐朝王翰的那首凉州曲。坐定之后,我便说明来意,说是想报考立命馆大学法学博士前期课程公法专业,师从先生学习宪法学。他便询问了我的一些个人情况,末了,颇为干脆地问我:君(きみ),有没有什么论文带来?

在日语中,“君(きみ)”,一般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很亲切的称呼。我听了,倍觉温馨。后来我知道,这是先生经常对学生使用的一种称呼。

“有的!”我立刻应声说到,并随即拿出一篇随身带去的论文,“我恰好在大阪外大期间写过这一篇论文,但很抱歉,是用中文写的”。

先生说先给我看看吧。于是我就将那篇长达二三十页的论文呈了上去。

事后得知,作为比较宪法的专家,先生精通英文和俄文,也略通德文,但不熟悉中文,不过,作为受过一些汉字教育的日本学者,他当时还是翻阅了一下我的那篇论文,并让我介绍一下该文的问题意识和论旨。我现在推断,他当时不仅想听一听我所说的内容,同时也有可能想捕捉一下我在叙述这些问题时的神色,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热情,但在整个过程中,他对我那篇论文并没有任何评价,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问我可否在一周之内用日语再写出一篇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论文来,要求是主题可与此篇不同。

不得不说,这是一位老辣的教授。我正色道:嗨!知道了!

一周后,我再度来到他的研究室,向他提交了一篇刚刚写就的习作。此文篇幅不长,但已懂得引述和梳理当时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宪法问题的两个名家、即浅井敦先生和西村幸次郎先生的一些学术见解,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见解。先生当着我的面浏览了这篇文章,然后说:好的,你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博士前期课程的入学考试了。

1991年4月,是我记忆中的日本樱花开得最为烂漫的季节——就在那时,我正式入学立命馆大学,开始攻读法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公法学专业。

当然,所谓“博士前期”,只是相当于硕博连读的硕士课程,为期两年。如果能顺利进入博士后期课程,那才真正相当于博士课程,为期三年。不过,按照日本的情况,完成博士后期课程之后,大部分学生不能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尤其如此),为此,修毕博士课程后无法取得博士学位在日本颇为正常,并可照样在大学寻得教职,但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这种结局很难被自己的国人所理解,为此,当我在入学那天从立命馆大学衣笠校区的南门迈进该校时,便默默许下了一个愿望:毕业时一定要拿下博士学位,否则就学武士道的精神切腹自杀!这自然是年轻偏激的一种表现,但多半也成为励志的一种动力。

二、和蔼的严师

然而,更大的励志动力,是来自畑中先生。

入学不久,他便对我说:我知道在我们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近代的那些中国来日本留学的先辈是很了不起的,但这个时代来日本留学的你们,我想同样也很了不起,因为据说当今你们在国内的月薪只有一百元人民币左右,但你们如果获得留日签证后就跑去打工,这虽然是违法的,可是一天就能赚一万日元左右,这相当于你们在国内半年左右的工资;尽管如此,你们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仍然在大学里学习深造,这种精神非常了不起!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此,你们也要努力学习,真正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以值得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看得出,先生似乎比较重视他与作为一名中国人弟子的我之间的这份师生关系,这或许与他作为现代日本知识人面对中国人的微妙心理有关,其中包括知识交流上的回馈、反哺以及特殊历史责任意义上的救赎。

对于这种关系,我自身倒是坦然的。我意识到:在中国文化中,所谓“师者”,并不因人格主体而受限,《师说》中即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古训,我们福建同宗先贤林文忠公的胸襟甚至可以放大到了“师夷”的境界;何况,从近代开始,乃至迄今为止,吾侪中国人之师事于日本人,不仅从许多方面来看殊为必要,而且还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那就是:不仅要向日本人“学会”什么,而且还要“学回”什么,即“学回”某种我们已然流失,但大和民族依然保留的东西。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逐渐地发现,先生身上就有这种可贵的东西。

他的性格多半是和蔼可亲的,甚至在课后时常带着我们几位听课的学生去东门附近的一家名曰“铁平”的饭店聚餐,以继续畅谈学术问题,或笑谈人生百态,最后由他老人家埋单结账。然而,对于重要的学术问题和为人准则,先生则也有严格的一面,偶尔批评起人来也颇为坦率。

就此方面,先生有别于我的另一个授课老师——同样也是宪法学者的山下健次教授。山下先生学问精深,但为人谦逊温和,属于温文如玉的君子。有一次我在他的个人研究室里听课,因为前一天晚上熬夜的缘故,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事后甚至知道当时还微微打起鼾声来,恰好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访问学者胡锦光(时任讲师)坐在一旁听课,便用肘部悄悄将我捅醒。因为只是几个研究生上的小班课,我估计当时山下先生已然觉察,只是笑而不语而已。对此我羞愧不已,从此愈发敬重山下先生。

畑中先生的个性则略与之不同。他也有仁慈、宽厚的一面,譬如我入学不久,他便得知我并非中共党员,以他老人家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严格理解,或许有可能认定自己的这个异国弟子在母国并非一个足够优秀的政治社会成员,为此多少有些失望,但却从来未作明确表示。先生还有侠义的一面,总是尽可能地对身边的那些处于困顿之中的学生出手相助,许多人在关键的时期都受到他的恩惠。然而不得不说,先生也有率直、耿强的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战斗的性格,这有可能是下文将谈及的他的政治信念决定的,同样也是那种政治信念陶冶了这一点。正因如此,先生有时也会得罪一些人,包括得罪一些同样是富有正义感的人。统而言之,先生的个性内涵是丰富的,也是有层次感的,似乎比较接近于中国《论语》中另一种有关君子的说法:“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说到对弟子的学术训练,先生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而言,日本教授对弟子实行学术训练的严格程度是多样性的,大致会因教授本身的年龄而异:中青年的教授大多正承受着职业的重荷,也珍惜自己有限的学术黄金期,为此对弟子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但年纪较长的教授,一旦功成名就,也富有学识经验,便会对弟子采取“严格主义”,并安排更多的时间指导弟子。

畑中先生则是刚柔并济、松弛有度。记得在博士前期课程的第二学期,我沉迷于探究中国清末君主立宪,以此为契入点,写出了一篇题为“中国立宪主义的形成与展开”的论文,初稿有三四万字,成文之后,颇有得意之色,便呈先生批点。不数日,先生将阅毕的文稿返还给我,只见上面一片朱批,可谓“鲜血淋漓”。但我认真阅读了这份批点,细致琢磨了先生的批语,并反复比对了自己与先生在文章的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方面上的差距,深感醍醐灌顶,功力大增。到博士后期课程之后,与前期的耳提面命不同,先生只是在研究规划和学术水准上进行严格把关,其他方面则放手让我自己去进行研究。更有意思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他也不生硬地将自己的方法论强加于我,而是默许我兼收并蓄。

从博士前期第二年开始,我开始获得了奖学金,从博士后期第一年开始,更获得了文部省奖学金,后者是在日本的各国留学生从公共机构中所能获到的最高奖学金,也是国际上最高的同类奖学金之一。记得在博士前期一年级末,我也去申请了一次,但面试之后还是便被刷了下来。到了博士前期二年级末,我又去申请,这次我除了按要求填表之外,还添加了一份特地制作的“个人学业成绩和研究成果一览表”,夹在所提交的每份申请表的第一页。到面试时,几位面试委员一打开我的申请表,就看这张一览表,并赫然发现其中所列举的近十项科研成果(包括论文发表和翻译),结果有几个老师当场就流露出欣赏之色,最终使得我如愿以偿。如今想来,那些研究成果其实都是在畑中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包括其中数量可观的翻译,也是在他老人家的要求下做出的。

甫进入博士后期课程,先生便及时地找来了各种规定,理出了获得课程博士学位(区别于不在学而单凭论文提起申请的论文博士学位)的具体流程。现在归纳起来,大致如此:

第一步是导师同意你撰写博士论文。这属于不明文规定,但也挺重要的,有导师就基于各种情况,没有支持弟子撰写并提交博士论文。

第二步是提交并通过开题报告。

第三步是将写好的博士论文连续发表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全部至少由三篇以上论文组成,每篇应不少于四十页左右。这属于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之所以许多博士生同仁最终没能获得学位,或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获得学位,主要原因都出在这一环节。

第四步是导师同意你提交博士论文。其实这个环节意味着导师要将自己的学术信誉压进去为弟子的论文水平做担保,因为一旦同意弟子提交博士论文,即相当于导师认为这篇论文已达到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水平,如果其他学界同仁大多不以为然,则有失学术信誉,甚至还可能招致同仁暗自嗤笑。

第五步,本校本专业学科的最高意志机构——院内教授会接受和初步审核了你的论文,并决定为你的论文专门成立论文评审委员会。你的导师可以作为该委员会成员,甚至担任主审(与德国的情形一样),但必须有一名其他专业的专家。因为每年提交博士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个案较少,甚至没有,要想启动这个环节也很不容易。

第六步,论文评审委员会全面审读了你的论文,然后举行论文公开答辩,所有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并且提问。答辩之后,还需报法学研究科委员会审议通过。

第七步,论文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联名撰写出一篇类似于学术评论的“学位论文评审要旨”,公开发表于正式的学术刊物,将论文审查的结果公诸于众。

第八步,论文评审委员会向教授会汇报情况,教授会对是否同意通过该论文、并建议授予博士学位进行匿名投票,法定有效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通过。

第九步,将教授会的投票结果向学校学位委员会汇报。

第十步,由学校报给文部省,实行备案之类的。

先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支持我撰写博士论文。在他的指导下,我也很快就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向和主题,并且开始着手分三个部分写作,论文的发表也颇为顺利。但当我即将完成第三部分的论文之前,有一天,先生突然找我谈话。

谈话的内容果然非常重要。原来,在不久前,先生已将我有可能在不久后提交博士论文的事情预先在教授会上吹了吹风,结果有教授提出:鉴于过去立命馆大学从来没有向外国籍人士授予过法学博士学位,为此,对第一个向立命馆大学提交博士论文申请法学博士学位的外国籍学生应当严格把关,具体而言,仅仅按照一般规定发表三部分论文是不够的,而应将博士论文结集出版为一部学术专著,然后再作为博士论文正式提交,教授会才考虑予以审核。

我听后暗自叫苦,觉得要实现这个目标那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先生和蔼地说:我已经为你谈好了一家出版社,是京都的晃洋书房,他们看了你已经发表的那部分论文,表示愿意给予出版,但不付稿费。

我差点笑出声来,那不仅因为先生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幽默。

就这样,我后来成功地以一部学术专著的形式提交了博士论文,并顺利地走完了博士论文审核的各个重要环节。特别是看到论文评审委员会有关我博士论文的评审要旨发表出来之后,我预感到自己有可能获得博士学位。那篇以先生为首署名的文章,力道很深地分析了我的论文,并公允地作出优劣两方面的评价,其评审之谨慎,从细部中可知。记得在评审之后,先生还向我多要了一本博士论文专著,说是为了保存,因为在评阅论文的过程中,因反复翻阅,他竟将那本磨损得十分老旧松散了。

此后的某日,我正卧在家中客厅的榻榻米上闲读,先生突然打来电话,用颇为激动的声音说:教授会刚刚通过了你的论文,投票结果虽不是全票通过,但也只是差一票。一个男人要成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记得当时我一听就急了,很书呆子气地问道:那一票是为什么反对呢?先生在电话那边平静地说:具体不知道,但讨论时有老师对你专著序言的一些表述不甚满意。

1996年初春,我被通知参加了该年度春季博士学位授予典礼仪式。仪式是由全校统一举行的,之所以这样,可能也是因为全校获得该学位的人数不多,即使像立命馆大学这样在日本规模算是较大的大学,该季度全校也只有14名博士学位获得者,其中获法学博士学位的,是我一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还有一位文学院的老教授,也是学位获得者之一,据说他在获得文学博士之后不久就要退休了,为此十分慎重,连夫人都穿着和服一同出席典礼。

畑中先生也参加了那次典礼。整个仪式十分简朴,学位获得者们也不穿戴西式的博士服和博士帽,但场上摆设则颇为典雅考究,气氛十分庄严肃穆,甚至颇有神圣的气氛,连大南正瑛校长在致辞时,也略显有些紧张。我被安排第一位出场领取学位证书,因为紧张,出场之后没有控制好脚步,在校长面前站定之后,才发现太靠近主席台的方位,又不敢后退,以致从校长手中接过证书并互相行鞠躬礼时,几乎可以碰到对方的脑袋。但作为两位学位获得者的代表之一,在发表致辞时倒是颇为顺利的。在致辞中,我表达了对母校和恩师的深切感谢,特别是对畑中先生的感谢,彼时,我瞄了一下先生,发现他只是淡淡地听着,似乎陷入了神秘的沉思。

三、神秘的身份

立命馆大学创立于明治时期,起初名为京都法政学校,后来才正式更名为立命馆大学,但其渊源被追溯到日本皇族政治家西圆寺公望先生早年在京都皇宫所创立的私塾“立命馆”,其中的“立命”二字,取之于中国古典《孟子·尽心上》中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句。

1933年,原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即相当于京都国立大学,现京都大学)法学院发生了一起在日本宪法史和学术史上都极为著名的事件:刑法教授泷川幸辰先生因其某些学术见解被认定为是共产主义的学说,著作被禁售,本人也一度停职,最终被免职;在此过程中,为抗议政府干预学术自由,京大法学院全体31名教师提出辞职以表抗议,最终有17名教师集体辞职。此即“泷川事件”,又称“京大事件”。事后,作为私立大学的立命馆大学敞开胸怀,慷慨延揽了这些教师,同时也使得其法学院实力陡然大增,而且从此之后,这所曾拥有“贵族血统”的大学,被吹进了一股新风,其于学脉上的影响,迄今未衰。

在这些教师中,佐佐木惣一教授是与东京帝国大学美浓部达吉教授同时代并称的公法学界泰斗,森口繁治教授也是当时日本公法学界的名宿。畑中先生和山下先生的师承,正源自于此。但除此之外,畑中先生还时常用怀念的口吻对我们提起末川博先生的故事。可想而知,那位同样对宪法学问题也有涉猎的民法学界巨擘,在出任立命馆大学校长期间,对年轻学子畑中先生也曾多有引导与呵护。

由于先生就处在这样一个影响深巨的历史事件的余脉之中,这在我看来,多少有点神秘。

记得1991年春季,在我入学后不久的一天,先生便通知我到校内一个会馆的会议室里去旁听一个会议。我按图索骥到了那里,进门一看,便暗吃一惊: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其中多是文质彬彬、器宇不凡的学者。这时,先生出现了,见我来了,便将我介绍给几位客人,其中有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教授。

不一会儿,末川博的嫡传弟子、当年立命馆大学法学院资深民法学教授乾昭三先生被推举出来,代表东道主致辞。时值“苏东波”事件发生不久,记得乾昭三先生在致辞中还特意说到:虽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了,但是,共产主义信念在我们心目中永不消亡!我谨提议:让我们一同举杯,为我们共同的信念,干杯!全场所有人齐刷刷应和了一句:干杯!可谓力拔山河、气势如虹。

这时,我才确切知道这是全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一个聚会。而且从种种阵势推断,先生可能正是这个团体的骨干成员或领导人之一。

此后,先生在谈笑间还曾向我们几位学生透露:早年,他曾参与左派的反美运动,并将一枚土制的“火焰瓶”扔向了美国驻日领馆,并因此被捕入狱。2002年夏,正值我在浙大任教,于毕业后首次访问日本,即与先生相约,重返立命馆,他还特意将我带入了末川会馆,参观那里新增设的一个模拟法庭。它是完全按照原京都地方法院的法庭仿制的,所用的木质设施,基本上也是从原来那里拆除下来再安装上去的。先生介绍完这个来历之后,还笑呵呵地指着那个法庭说:我当年就是在这种法庭被审判的呢。

从类似的一些事情中,我很早就猜测先生就是一位日本共产党员,并且也能理解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日本长期受到主流排斥的苦衷。明证之一就是,在日本,即使是在像立命馆大学这样的大学里,当年虽有不少身为日本共产党员的学者,但一般都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人也不好直接询问。先生在口头上也是如此的,直到2004年5月先生在访问浙大的一个晚宴上,他才第一次在我面前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日本共产党员。

当天晚上,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浚生教授宴请来访的立命馆大学校长长田丰臣教授、校董畑中和夫先生一行,我也参与了接待。记得酒过三巡之后,先生突然向张浚生书记提出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让我翻译过去,我一时面有难色,但先生则催促我直接翻译过去,我只好硬着头皮照译。没想到深具外交家风度的张浚生书记笑呵呵地接过话题,谈笑间就对那个问题作出了圆满的回答,结果,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纾解了,双方逐渐把酒言欢,越谈越投机,酒酣之际,先生就把自己属于日本共产党人的身份以及党龄主动透露了出来,全场投之以敬仰的目光。

先生虽不善饮,但平常也喜欢小酌几杯。记得那天晚上他也喝了不少,到了最后,我们突然就看到微醉的他,坐在那里,用饱含深情的音调,唱起一段大家都依稀颇为熟稔、但一时又说不上名字的曲子。我们谛听良久,才脱口而出:是国际歌!是的,这位来自异国的老人,可能正在用他谙熟的俄语,独自唱着《国际歌》的曲调,那略为含混、但却坚定有力的音调,使得大家感奋不已,于是跟着一起合唱了起来。那情景,就连我这个非党人士,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

但我在先生的声音中,还捕捉到一丝苍凉。只是当中方人士加进去合唱之时,特别是张浚生书记那洪亮的声音加了进去之后,那丝苍凉就被迅速冲淡了下去。然而,那种苍凉之音本身,应该是存在的,或许在所有在场的人中,唯有我才能捕获得到那种音律,并给予深情的理解。是的,像畑中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社会虽然因其职业而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从其政治立场而言本属于少数派而已,诚然,整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可以容忍他们对国家政治体制所持有的深刻批判,但其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当今的日本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受到排斥和压抑。

在先生的清唱中,我听出的,正是类似于一位老者,因大业未竟而感慨“逝者如斯夫”的那种苍凉。然而,当在场的中方人士不知这种滋味,把《国际歌》合唱成了“雄音”的时候,作为宪法学人的我也需要思考:即便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然成为主流的政治建制与意识形态,然而我们是否已经彻底完成了立宪主义的历史课题。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先生拥有一种相通的情怀。

四、中国缘

先生早年曾在狱中开始学习俄语,后来果然成为一位苏联法专家,并在学术生涯的大半时期,对苏联宪法的研究倾注了心力,但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即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并多次访华,努力推动日本学界与法律实务界与中国展开先行性的学术交流,其个人也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学术机构拥有亲密的朋友。可以说,在现代日本法学界中,他是最早预见到中国之重要性的学者之一。

作为当代日本法学界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也有冷静独到的观察。在1994年与德国的学者T. Würtenberger合著的《现代法治国家论》中,先生就曾在自己所撰写的篇章中,对中国现行法治的特色做了如下四点的归纳:(1)与其说它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直接目的,倒不如说存在这样的构造,即在第一层意义上是以维护社会主义体制或秩序作为目的的,由此助益于自由权利的保障;(2)为此,守法不仅是针对国家,更主要是针对公民而要求的一种义务;(3)与此相关,必须被遵守的“法”仅限于实定法,而不承认担保实定法的“高级法”背景;(4)正因如此,不存在拘束“立法者”的法治,而存在“立法者”的绝对性,即使法治的保障确立了可诉诸司法的形态,但既然拒绝了权力的分立,并立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最终必然确立以党的领导为保障的形态。

晚年的先生,视力急剧下降,只好放弃以学术为主的生活形态,而将个人的绝大部分学术藏书赠送于我。

赠书的过程也值得一提。2002年夏季访日之际,他说起想将藏书赠送予我的打算,问我意下如何。我一听自然十分高兴,同时也感到一份荣幸,第二天便与一位同行的同事,一起带着箱子到了他家中,挑走了大部分自觉得具有价值的书。而对那些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类的书籍,我则声称在国内容易入手,便原封不动地留在他老人家的书架之上。

回国之后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先生从日本寄来的几箱邮件,打开一看,竟然全是上次留在他书架上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法学类书籍!我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不禁愧疚不已,心想,上次在他家中冷漠地对待这些书籍的态度,一定使他老人家感到一丝心寒,而老人家却默默地谅解了这一切。当然,从他执拗的后续赠书行动中,我似乎也读到了老人的某种暗默的寄语。

先生早在这前几年就自立命馆大学退休了,此后一边在学校里继续兼职,一边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不久之后,便开始涉足一种特殊的实务活动,即处理一种战后赔偿案件。其背景是这样的: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及部分日本企业,曾多次到中国、朝鲜、韩国等地强掳青壮年人丁,前往日本各地从事采矿、冶炼、建筑等繁重劳动,这些劳工在日本往往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直到战后才获得解放回国。先生的工作就是与许多日本进步人士一道,成立民间的司法援助团体,他们往往先一起自发垫资,从查阅研究各种资料、寻找各国受害者开始,到雇佣翻译,并且邀请受害者前去日本,帮助他们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款。但由于日方总是以《旧金山和约》已经放弃了民间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拒绝对此作出赔偿,为此这类案件打得无比艰辛,所垫付的资金大多也付诸东流。

记得1997年我在香港见到前去参加会议的先生时,便问他:到底胜诉的可能性多大?

他说:当然很小。

我不忍心说:那为什么还要打呀?

他像往日那样看了我一眼,然后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受害人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如果不抓紧打官司,今后就更难找回公道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一个一个的个案做起,通过宣传可以教育民众,让普通日本人都知道我们日本人是欠中国人民的,这样也会慢慢形成声势,最终推动整个情势的改善。

我听罢颇为之动容。我也深知道,先生所言的“教育民众”,显然是共产党人的一种惯性思维,而其乐观主义式的结局观,也属于共产党人所富有的一种情结,但真正令人钦仰的是,一个在日本社会属于受到高度尊重的阶层的人,却为了在中国就几乎被遗忘的战前受害者,同时也是为了人类公共的正义事业,不惜历尽艰辛,不计个人得失,帮助异国人将自己国家的政府和同胞告上法庭,让他们讨回公道。

先生晚年坚持参与这项司法援助活动的最终目标,可能远非如此,只不过他对此特别慎言而已。根据资料判断,他与一批日本进步人士之所以要选择这些连当今的中国人都较少记得其具体历史背景的“战时强掳劳工案”来“较劲”,似乎是基于法律方面的专业判断,认定在许多战后赔偿案件之中,这类案件是较为适宜作为一种典型案件的,以便将此作为突破口,进一步引出战后赔偿问题,乃至彻底促使日本国人和政府对那场战争进行全面的反思。

先生直至晚年卧病之前,仍然不辞劳累地参与这项司法援助活动,并多次奔走往返于日本各地与中国河南等地之间。而那种长年累月“屡败屡战”的精神,实在令我钦仰。扪心自问,当下的我,就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至少难以做到为了某种公义,为了异国人,就敢与国人反目,与政府叫板,更遑论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Sisyphus)那样,在陡坡上较紧牙关,反复推石上坡,然后失败重来。

是啊!像先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在其所从属的国族中备受排挤的。但我也时常在想:其实,一个国族,不妨存在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自甘承受冷遇和失败,却敢于反思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国之牛虻”那样,时刻叮咬着国家与民族,使之时刻警醒,并奋蹄向前;在我看来,整个大和民族,也正因为出现了像先生这样具有非凡人格的贤者,才值得我们予以尊重。

五、诀别

2006年夏季,我和家人带着怀旧的心情,一起到日本旅游,重返当年曾经学习生活过的故地,并去探望抱恙在家的先生。那次我们专门买了花束,来到先生的家,由小女儿代表我们全家献给他,老人家舒怀笑了。

没想到,那次竟是我与先生永久的诀别。

记得当我那次询问起他的病情时,先生还从容地说明了几句,显得十分淡然。随后他就拿出一本当年新版的日本法律汇编——三省堂的《模范六法》在手上,像往日那样调皮地笑着说:君(きみ),这个再送你,条件是你不敢在学生那里批评我对你太严厉哦!

当我们离开他家时,先生还执意要开车送我们到车站,并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旋转寿司餐厅请我们一起吃饭。饭毕,他像往年那样要掏钱,我轻轻按住老人的手,说:请让我来。

分手时,先生很平静,就像往常的分别一样。看着显得格外衰老、憔悴的先生,我突然想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或抱住他变得日益消瘦的肩膀,但望着俨然肃立的他,只好咬紧牙关,深深地鞠了一躬,再驻足目送他上车,远去。

这是先生最后一回当面称我作“君(きみ)”。

作者简介: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宪道”2017年7月17日。
发布时间:2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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