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暨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9年1月5日下午,2018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601会议室正式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治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宪治网协办。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武汉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中国社科院大学、四川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法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等全国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开幕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旭教授主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进行了开幕致辞,并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翔教授介绍了2018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的评选过程,并对最终评选结果进行了宣布。

会议研讨阶段分为上、下半场进行。上半场由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朱福惠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宪治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元起教授主持。

第一场讨论内容为多地监察委员会向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评议人为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王德志教授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任进教授。童之伟教授从三个方面谈了看法。首先,监察委员会向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是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其次,对于人大监督权的行使问题,童之伟教授认为,除了进行谨慎、稳妥地监督之外,在现阶段我们需要改变以前的偏向,考虑强化人大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关于如何强化的问题,童之伟教授指出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可以通过投票形式通过决议。而且,宪法应该明确一个目标,将来要将监察委员会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回归一府两院模式,此为人大制度的应有之义,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修改组织法实现。王德志教授认为监察委员会向人大及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方式,然而其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监督的标准问题。人大及常委会是按照国家监察法还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标准进行监督。进而,王德志教授提出疑问,近年来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取得的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措施能否被国家监察法在职务犯罪案件领域中被完全吸收,如何使两部法的规定得到融合。其二,人大监督权和国家监察委的监察权的关系问题。随着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同时面临着对其如何监督的问题,一方面监察委员会是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对象,另一方面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成为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面对存在的相互监督和监察问题,两种权力如何更好运行,使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能否真正落到实处,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任进教授认为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各地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更要做到严格监督的精神。第二,厘清了人民代表大会与监察机关的关系,即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尽管存在职责分工不同,但是出发点和目标是一致的,两者之间既有监督亦有支持。第三,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实际上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第四,落实、发展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中关于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政治体制。

第二场讨论内容为“广西某高校发文清查师生电脑”,评议人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前庭长赵大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丛文胜教授和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程雪阳副教授。赵大光庭长从三个方面对该事例进行了发言。一是个人存储介质的内容属于个人隐私范畴,个人隐私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该事例作为宪法典型事例意义重大。二是综观国内外立法例,对个人隐私保护应当有原则亦有例外,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是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过法律特别授权,按照特定程序才可突破,比如涉及到国家安全、公共利益、重大安全需要获取个人隐私的情形。三是高等院校基于大学自治对校园生活进行管理无可厚非,但是高校的自治权也非绝对并且应当受到监督,例如学生对于学校处罚行为不服,包括此次探讨的争议事例在内,应当有顺畅的司法救济渠道。丛文胜教授首先对于该事例中所涉公民基本权利及宪法抑或部门法更有利于该问题的解决等内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对学生及职工的管理权以及管理权的深度和广度无法一概而论,需要在个案中进行精细化分析。然后,丛文胜教授对该高校的行为是否违法,违反何法,违法的衡量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分析。最后,该事例作为一个宪法事例,表明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应当符合宪法精神,防止其恣意行使,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程雪阳副教授认为,依据《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高校行使管理权于法有据,但是该高校制发文件也应合乎宪法精神。一方面,大学自治权需要在社会公德、公共利益、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等方面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之间进行平衡,在本案中,具体包括,一是公民的隐私权,尽管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隐私权,但是可以从《宪法》第38条中推导得出,二是公民的通信自由、通信秘密权,三是公民的住宅安全权。另一方面,学校在平衡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时需要遵循比例原则,然而从该事例而言,这一行为有违比例原则,学校可以采取对公民基本权利侵害程度更低的技术方案实现相关目的。

第三场讨论内容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化”,评议人为西南政法大学张震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林鸿潮教授。张震教授从“两个基础,三个问题和四点考虑”阐述了他的相关看法。首先,张震教授认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存在两大基础,即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文化基础以及作为基本法律规则的信用原则。其次,全面建立该制度需要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失信主体进行联合惩戒的权力来源;二是对失信主体的联合惩戒边界需要厘清;三是要在该制度中将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相结合。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张震教授提出四点考虑,一是明确惩戒主体;二是对失信联合惩戒进行标准化的划分;三是探索发现积极的道德指引和激励机制;四是其他私主体态度对失信主体权利的行使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需要从法律上进行考虑和规范有待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林鸿潮教授认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不仅影响到了公民一般的法律权利,还影响到公民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例如受教育权,担任公职的权利,人格尊严权利等等。对于该制度,林鸿潮教授谈了两点认识:第一,应当在制度设计中平衡惩戒和联合两个方面,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应当是信息共享,从而降低失信行为包括相关违法行为的发现成本和惩戒成本,而关于如何惩戒,对谁惩戒、惩戒到何种程度则由法律法规规定;第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要充分考虑被惩戒对象的程序性权利的保障,包括纳入名单之前的陈述申辩、确定惩戒后的告知以及请求、变更、退出失信名单、修复信用的权利。

第四场讨论内容为党政联合文件不适用信息公开条例案,评议人为清华大学余凌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李忠研究员和南开大学法学院宋华琳教授。余凌云教授从两个方面展开评议,第一,《党务公开条例》已经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修改。从解释论上,可采用扩大解释;从政府工作流程来讲,党政联合文件是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和形成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第二,构建党委和政府一体决策、共同承担责任的法治体系。李忠研究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公开的裁定有合理性。理由在于:第一,没有定密的党委文件向社会公开需要经过批准,这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冲突。第二,党政联合发文的性质、作用没有明确。只能通过立法或规范性文件转化进入政府信息后,才可适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第三,联合发文形式存在是必要的。但应当遵循两点:一是党政联合文件严格遵循不能对社会组织和个人发生效力;二是党务公开。宋华琳教授认为,该案例和宪法上知情权有关。第一,知情权是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复合型权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文件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从法释义学上分析,该文件涉及行政事项,法院可以受理诉讼。第二,党政联合发文是为了表示重视行政事务,但很多文件实际上给相对人设定了权利义务。如何把公权力纳入宪法的轨道,前路且长。

第五场讨论内容为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政审政策,评议人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范进学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江国华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步峰教授。范进学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只教育部的规范性文件和各地的招生文件规定了政审制度。这些规范效力层次低,缺乏法定程序,限制公民的受教育权,应当接受合宪性审查。首先宪法规定了平等权,教育部和相关地方的招生规定实际上限制或者剥夺了一部分人的平等受教育权。尤其是重庆市规定“道德品质恶劣”属于政审考核不合格,需要接受三个方面的审查:第一是利用法律保留原则审查是否合法;第二是目的是否正当;第三是利用例原则的审查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总之,高考政审制度必须经得起合宪性检验。江国华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评议。第一,职权。重庆教育考试院有权发布高考政审通知文件。第二,文件的内容。规定政审内容没有超越职权。这个文件超越职权之处在于:规定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影响高考录取资格。因为这是法律保留的事项。但重庆市教育考试院不能成为违宪主体。第三,救济。根据《宪法》第108条规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撤销或者责令重庆市教育局撤销该文件。张步峰教授认为,受教育权是基本权利,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受教育的平等,这是《宪法》、《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权利。重庆市2019年新增“道德品质恶劣”作为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的标准与上位法冲突。首先,这一标准可操作性不强;其次,《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应当教育、帮助学生,而不是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受教育自由,应当包容学生的不同观点。

随后,进入上半场研讨会的自由讨论环节。韩大元教授、江国华教授、程雪阳教授、熊文钊等对上半场涉及的事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随后进入简单的茶歇时间。

下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贵松教授和喻文光副教授主持。

第六场讨论内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浙江高院制定的“非法行医”解释。评议人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夏正林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白斌副教授。夏正林教授认为《刑法》第336条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只能由立法者去界定,而不能出台司法解释;审判权的行使本身就是一种司法解释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应减少上级法院的批复行为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抽象解释的行为,以免违反审级监督原则和宪法。王锴老师认为首先该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审查;其次该文件违法,但《备案审查工作报告》里面给出的两个理由并不是很充分;最后善后处理最好的形式是启动再审程序。白斌教授认为首先我国医疗法制一直受到多重矛盾的困扰,其次胎儿性别界定实践中一般是作为行政违法行为来处理,但是仍有犯罪的可能性;最后,禁止鉴定胎儿性别涉及到堕胎自由的问题。我国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对于堕胎比较宽容。如果担忧男女比例失调问题的话,需要做的恰恰不是剥夺父母的选择权,而是更大幅度地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第七场讨论内容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评议人为深圳大学法学院邹平学教授、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和厦门大学法学院王建学教授。邹平学教授指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除了涉及一些民事和刑事法律上的问题之外,还触及宪法上的争议。本事例中的宪法问题主要体现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格尊严等权利可能受到的侵害,以及这些基本权利和宪法所保护的科学研究自由之间的关系。上官丕亮教授认为,从宪法的视角出发,该事件中贺建奎团队的行为将人作客体化、工具化的处理,威胁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虽然科研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受到保护,但是《宪法》第47条对科研自由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活动”这一限定。因此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有滥用科研自由之嫌,应当由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并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加以限制。王建学教授指出,基因编辑行为不仅侵害了胎儿的生命法益,经过编辑的基因会通过遗传得到蔓延进而也威胁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面对这些可能的威胁,国家不仅要履行尊重人格尊严的消极义务,还要适当地履行保障人格尊严的积极义务,比如说将此类行为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来进行控制。

第八场讨论的内容为杨某改编国歌案,评议人为中央民族大学熊文钊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任喜荣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杨小敏副教授。熊文钊教授指出,在2018年修正案之前宪法文本中没有“中华民族”的字样,当时只有国歌歌词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观。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入宪法序言,更印证了这种整体民族观。因此国歌及其歌词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国家统一有着重要意义,本案中公安机关的处理也是于法有据的。任喜荣教授认为,本事例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认识国歌及其歌词所承载的重大公共利益。在宪法没有为公民基本权利设定明确界限的情况下,就需要在个案中对宪法进行解释或者制定相关法律来判断公民的行为是否落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具体到本案中就是《国歌法》的制定和适用。杨小敏教授指出本事例中存在基本权利竞合的问题,杨某的行为同时落入言论表达和艺术创作的范围,此时应当适用言论自由的特殊形式,即艺术创作自由来做处理。《宪法》第47条所保护的艺术自由受到“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活动”这一限制,杨某的行为应当被认为是损害了国歌所承载的公共利益,逾越了艺术自由的保护范围。最后,杨小敏教授呼吁宪法学研究和教育对国家标志相关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第九场讨论的内容是上海大学生落户新政。评议人为四川大学法学院周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陈征教授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副教授。周伟教授认为,上海市制定的这个办法属于特大城市行使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限,又因为涉及到申请人的居所自由、迁徙自由而与宪法联系起来。该办法与宪法连接的点主要在于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尊严和第33条第2、3款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平等的同时允许合理差别,但要符合人民的认知水平的接受能力,上海市这个大学生落户办法明显地不符合通常理解的平等。周伟教授又就制度设定的标准方面提出了几点质疑。陈征教授认为户籍制度与其说限制的是一个防御权面向的迁徙自由,不如说更多涉及的是国家在给付过程中对公民是否平等。上海的积分落户制度为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设立绿色通道就是简单地给这两个大学的毕业生贴一个标签,认为他们比其他人优秀,这本身缺乏正当性。黄明涛副教授认为首先上海市这个办法它是一个区别,应落到平等保护分析的视野;其次,考虑到法律保留等形式问题,上海市政府规章有权设立这种区别对待;再次,从实质上评价它对平等权的限制,限制的目的和限制的合理关联方面需要论证;最后,平等保护所受损害和政策目标权衡,在天平一方是权利,另一方是公益时,需要具体的标准来衡量。另外要考虑区别对待是否是社会固有结构性的一部分的问题,也可以评估权利损害的程度与户口特定利益的关联程度,关联利益越少,损害程度越小。

第十场讨论内容为江苏省高院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八项举措出台,评议人为复旦大学法学院刘志刚教授、中国社科院大学柳建龙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王理万讲师。刘志刚教授从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从宪法规定来看,54宪法以来民营经济地位不断发展变化,总体立场是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其次,宪法对民营经济所持立场如何实现的问题,刘志刚教授认为宪法的落实要依靠立法、行政、司法等贯彻实施,各个部门法亦要担负起贯彻宪法精神的职责。再次,江苏省高院发布的八项举措对践行宪法承诺具有积极意义。最后指出该事例凸显了司法在保护民营经济中有独特的不同于立法的作用,然而由此将其定位为一个宪法事例存在疑问。柳建龙教授针对该事例从三个方面谈了对私营经济保护的相关问题,第一,关于没收刑,他认为从刑法的基本理论看,没收财产不利于个人回馈社会的目标之实现。第二,没收刑不利于人格尊严的维护。柳建龙教授接着指出,我国对经济犯罪逐渐走向亲情化,废除了死刑,但是另一方面,比如拖欠工资等亦入刑,然而其是以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入刑,这实际上与法治发展方向相悖。而且从宪法上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来看,前者价值明显优于后者。第三,柳建龙教授指出对于官员特别是政治性官员的违宪或违法言论有必要在法律上承担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王理万讲师从三个角度对该事例进行了分析。第一,他在论证了私营经济应该得到宪法平等保护之后指出,尽管宪法预设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平等地位,然而这种非对称性仅仅是政治上的非对称性,并不意味着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第二,关于国家应该如何给予非公有制平等保护的问题,王理万讲师认为对私营经济的平等保护无需论证,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营范围、财产支配方面是享有自由的,若对其作区别对待,政府需要负担证明责任,并且需要接受严格的合宪性审查。第三,结合本事例,王理万讲师认为司法作为一种中立性和消极性的国家力量,对私营经济的保护作用有限,但是法院亦有一定的作为空间,比如可以通过司法政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降低一些案件的立案门槛,对某些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进行附带性审查,为私营经济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法院除了适用法律之外还有一定的通过司法审查发挥创设公共政策的能力,但是他指出作为地方高院进行创设公共政策是否合适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最高院可能是最适合主体。

会议总结发言阶段,由王旭教授主持,胡锦光教授做总结发言。胡锦光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案例评选的三个考量因素:事例性、终局性和宪法性。然后,胡锦光教授对与会学者的点评发言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本次会议与以往会议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党的十九大之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背景下,具体案例中的合宪审查迫切需要学者的智识贡献。以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为例,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汇报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时,提出“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一种表述,显然需要学者给予学理上的分析论证。最后,胡锦光教授对与会各方的拨冗参会表达了感谢,并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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