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尽的青春:李大钊的思想赠礼
作者:屠凯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他本人修习法政出身,对于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有过独特而深刻的阐释,其具有时代性和中国性的启蒙思想不应当被简化甚至被忽视。

爱国

  1916年,李大钊藉介绍一位印度诗人的观念谈到“爱”的范畴。李大钊所谓“爱”,绝非一己之情念,而是近乎真诚的信仰。他说:“爱者,宇宙之灵也,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故爱者,神圣也,不许假人为之造作,伤其真也。”

  那么,在李大钊心中真诚信仰的神圣之物是什么呢?或者说,他深爱着什么呢?可以说,就是新生的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新生。李大钊咏叹:“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

  李大钊心中的“中华民族”极具包容性。他并不以当时流行的“五族”之说为然,中华民族应当是拥有中国国籍者的整体。因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

  李大钊此说较之最初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所持胸怀更为宽阔。在梁、章那里,拥有中国国籍者共享此国家,或多或少是应对帝国主义外力压迫的实际需要。但在李大钊这里,他已经揭示出这一安排背后蕴藏的深厚精神推力。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赋予此新生的中华民族以世界历史责任。针对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有“新亚细亚主义”的设想。他一眼看穿“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就是大日本主义,不但中国没有地位,而且日本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李大钊提出,亚洲民族要追求自己的解放,“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针对日本的侵略企图,李大钊还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新生的中华民族能够担当这样的世界历史责任,除了因为与亚洲各国存在着血缘、文化的历史联系,更因为她能够提供一种“调和”性质的精神力量。

  1917年李大钊创作了《调和之法则》一文,指出“宇宙间美尚之品性,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映之间荡漾而出者……宇宙现象一切如是,即政治亦罔不如是”。中华民族作为“东方”之代表,正可以为世界提供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世界观。他论述:“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有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进步

        李大钊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而李大钊所谈的“进步”,也有独特而重要的意涵。他是通过与“演化”相区别来讨论“进步”的。“演化是天然的公例,而进步却靠人去做的。”或者说,没有人实实在在的努力就没有“进步”。他号召:“我们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那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人类是有进步的,不是循环而无进步的……所以无论如何,应当上前进去,用了我们底全力,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不要悲观,应当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努力进步的态度应当是“快快乐乐的”,而进步带给我们的变化和结果,也将是“快快乐乐的”。

  因此,李大钊讨论劳工问题绝对不是浅层次的。一方面,他当然也惦念“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呼吁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一改进之”。他也看到“产业工人的境况也很不好,帝国主义走狗给予他们的只是死亡、恐怖、压迫、饥饿和强迫他们去当兵”。

  但另一方面,李大钊的思考超越了劳动者福利。在1919年的《工读()》一文中,他直接提醒:“现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都主张缩小工作的时间。从前还主张八小时,现在有主张六小时的了。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间,只是为休息休息,那知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对于工人个体而言,重要的是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是摆脱不利经济地位最为直接的手段。而对于工人这个新兴阶级而言,重要的则是“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的建立,“这种政治完全属之工人,为工人而设,由工人管理一切事务”。

  李大钊既关心遥远未来之事,也不忘处理旧传统。针对当时以法律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建议,李大钊直陈其不妥。毕竟中国国民的宗教信仰众多,这样规定未免挂一漏万。而且“世界哲人是为吾人修养之明星者,奚独限于孔子”?实际上,李大钊反对儒学,主要还是因为“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所以在1917年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他说:“孔子之道,施于今日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

  不过,到了1923年的《史学与哲学》,李大钊也说过另一番话。他说:“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哲学、文学在我国从前已甚发达,史则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却不发达。”所以他立志要“促史学的进步”。这样看来,在激烈论争过后,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处之,李大钊并不否认中国传统的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特别是可以“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

民主

  李大钊之“民主”也有特定涵义。他曾说:“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李大钊以其长远目光,观察到“由外表观之,似英、法等国,为抗军国主义对于民主主义残虐之势,而有渐趋于非民主的之倾向,殊不知此特皮相,而察其实质,则民主主义之潮流,仍有滔天之气势,挟此横流之战血以俱至也”。李大钊有此分析,根本上是因为他有两条信念。第一,“民主主义与爱国心不惟不相反,而且相成也”;第二,“官僚政治之国,无论外患若和危迫,其民终以内政改革为务,甚至乘机革命亦所不恤也”。

  具体而言,因为民众早已受到优美的爱国思想教育,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或多或少地总会切身感受到危机,他们和政府相互疏通意见的愿望会越来越炽热。如果一般官僚反其道而行之,以为可以借国际斗争之机扑灭勃兴的民主主义,那么民众总会认识到内政不加改革,对外战胜反而会加重自身承受的负担和压迫,断然不能忍受。

  李大钊深信民主主义的精神,所以力排众议,主张采用一院制的政体。他洞若观火地指出:“英伦为立宪祖国,各国采立宪政体者多宗之。此制遂经美入法,今乃遍行全世,各国争相效颦于两院制者,大抵皆据沿革的理由也。其他诸说,则后世学者,为粉饰此制,缘沿革而推求以出者,觉悟牢固不摇之论据。然英伦晚近政局,随社会革命之大势,其上院几为告朔之羊,而无丝毫之力足与众院相颉颃。则英伦今制,形式上虽为二院制,实际上则为一院制。”

  时人仍有基于对表面现象的观察而以两院制为良好政体的认识,殊不知,李大钊早就看到两院制必有一院占优势地位,所谓两院定然是某种形式的“半吊子”。特别是,两院制实质上保留了“特设阶级”,和民主主义的精神颇不和谐。有意思的是,李大钊还谈到:“吾华人性素迟缓,一事之败,败于轻率者少,败于游疑者恒多,与其防轻率之弊,不如防延缓之弊之为愈也。”这可真是对民族政治性格鞭辟入里的剖析。

  同样基于对民族政治性格的分析,李大钊也谈及“立宪国民之修养”的问题。李大钊看到国人“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这两大弊病,痛感在国内是凡事一哄而兴复一哄而散,而在国际上,“蛮僿之族,其释争也,一依腕力之力;文明之族,其释争也,一依法律之力”。他潜心劝告国民:“故一入立宪之国,即在下级国民,亦知互相敬爱,斗殴争嘲之声,殊所罕闻。至于中流以上之社会,更重绅士之风度,其举措之不出法律范围以外,固无待论,即其事属于德礼之境,亦且慎为循守,否则为社会之名誉律所不许,而人咸鄙弃之。”李大钊期待国民“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持,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

  当然,“守法循礼”绝非唯唯诺诺,真正的立宪国民也会是真正雄健的国民,因为他们都有伟大的人格,势必不会自甘堕落。李大钊断言:“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科学

       李大钊谈“科学”,意在反对迷信,即错误的信仰。对于科学真理,则仍需要信仰。他说:“余信宇宙间有惟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余信世界文明日进。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又说:“吾人欲寻真理之所在,当先知我之所在,即其我之身份、知识、境遇以求逻辑上真实之本分,即为真理……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

  可见,李大钊所谓真理,自始就偏向社会科学意义上能够解释社会现象的抽象社会理论,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

  正因为李大钊所谈“真理”实际上是社会理论,所以此“真理”的成立和社会接受程度大有关系,甚至最终要依赖社会的接受而自证其确为“真理”。李大钊很明确地知道这一点。

  他说过一段比较“绕”的话:“言真理者之所谓真理,虽未必果为真理,即含有真理而亦未必全为真理。而能依其自信以认识其所谓真理者,即或违于真理,真理亦将介其自信之力以就之。故言论家欲求见信于社会,必先求所以自信社会之人,能自信者众,则此自信之众,即足成其社会之中枢,而能轨范其群于进步向上之途矣。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李大钊的这种科学观、真理观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由于李大钊有这种对“真理”和社会接受度关系的认识,所以他对于“新旧思潮之激战”的现象格外关心。宏观上,李大钊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此说和他之前的“调和论”也是相互呼应的。

  但是,新旧思潮之间存在新、旧之别,这就意味着二者之一最终会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真理”,而另外一个只有灭亡的命运。所以李大钊很多时候会谈论“光明与黑暗两界的区分”,这里就再没有调和并存了。

  比如,在1919年《最危险的东西》中,他会说:“我常和友人在北京市里步行,每过那颓废墙下,很觉可怕。怕他倒了,把行路的人活活压死。请问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而在同一年的《光明权》中,他会说:“嗳!在这黑暗世界中任是生活的那一方面,一线的光明,都没有希望。我们当真要求光明权,应该不止对于电灯公司。”光明与黑暗的区分,就是新和旧的区分。

  正因为如此,李大钊才会用最激情澎湃的语言去比较法俄革命的不同,并讴歌后者。他深信,俄国革命代表人心向背的变化,因而是世界历史崭新的潮流。他说:“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他所坚持的这一科学真理观,深刻而长久地影响了李大钊和那个时代爱国青年们的人生实践。

  1916年四五月间,李大钊曾经满怀激情地创作了《青春》一文。他礼赞:“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返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了;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在那时,青年的李大钊定然热切憧憬着“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五四运动之后一百年,仍然是一个春日载阳、东风解冻的四五月间,同样是仍享青春的中国知识人,我们回顾李大钊的思想赠礼,又将如何欣赏和利用这份遗产呢?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以青春创造青春”的百年历程本身也仍然青春。如果看一看清和明媚下、百卉昭苏间的少男少女、产业工人,他们健康挺秀的姿态,无往而不证明着中华民族的面貌已经和百年前根本不同。

  但也请不要忘记,李大钊想象的新生中华,将是一个带给人类和地球以平衡观念的世界历史民族——这样一个青春国家、青春民族,这样一个青春国家、青春民族所带来的青春人类、青春地球,仍然有待于我们像李大钊所鼓励的那样,去快乐地追寻。


作者简介: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法治周末》2019年5月7日。
发布时间:2019/5/9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