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暨研讨会举行
 

2020年1月4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徐建国际报告厅,2019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暨研讨会正式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法律出版社、中国宪治网协办。会议共计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四十余位学者参与。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法制晚报》等多家媒体到会报导。

开幕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张翔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致开幕词。韩大元教授首先提议与会学者为王珍行先生的逝世进行默哀。默哀结束后,韩大元教授表示,十大事例是我们十分珍惜的学术平台,通过每年的事例评选我们普及了宪法知识 ,弘扬了宪法精神,推进了宪法理论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具有更强烈的中国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功能。同时通过案例的评选活动,搭建了宪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机制,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个学术平台。最后他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旭教授宣布了2019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依次如下:

1.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

2.贵州省修文县强制农户土地流转事件;

3.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国家监察委制定监察法规;

4.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5.浙江省建立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

6.福建县级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本级政府关于因超生开除公职的规范性文件;

7.郭某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采集游客人脸信息案;

8.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处理省级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交警检查通讯记录的规范性文件;

9.中央要求行政长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等有关情况提交报告;

10.湖南新宁县人民医院要求护士应聘者“两年内不准怀孕”。

本次研讨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马岭教授、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主持。

第一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评议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院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纪宏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秦小健教授。莫纪宏教授认为废止决定主要是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第2款(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强制收容教育6个月到2年)、第4款(对患有性病的进行强制治疗),以及据此实行的收容教育制度。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之后,对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人员实施行政处罚后,还能否进行强制治疗?这涉及到《民法典(草案)》第1003条规定自然人有权维护自己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第1004条规定自然人有权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其能否对强制治疗措施采取自卫行为、能否拒绝治疗?这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民法典(草案)》第1003条、1004条规定的自然人的身体权和健康权到底赋予自然人多大的自卫能力,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宪法学者进一步研究。李树忠教授认为废止收容教育制度是有意义的,有进步也有遗憾。进步在于继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之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说明我国向着政治进步和法治昌明前进。遗憾在于虽然本可以启动合宪性审查,但这个事例不是真正的合宪性审查的事例,也不是合法性审查的事例。公安部副部长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废止收容教育制度议案说明中,没有提到《宪法》。议案的理由有二:第一,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嫖娼人员规定了拘留、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同日起施行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也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两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没有收容教育这种强制措施。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联合各方调研,认为“各有关方面对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形成共识。目前,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即收容教育制度完成了历史使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处罚是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两条理由都没有提到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法律保留原则,令人遗憾。此次是以国务院自我纠正的形式,没有把合宪性审查制度运用好。在中国实践条件下,如何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秦小建教授从三个角度评议了本事例。第一,无论是从国务院的议案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报告来看,都没有从合宪性或是法律保留的角度来作说明。第二,国务院的议案中提到“依法建立收容教育制度”。当制定机关发现自己所依据的上位法有违宪违法问题时,其采取默默接受的态度还是主动积极的反思来提请对上位法进行违宪违法审查呢?收容教育制度已经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保留原则,但国务院默默接受,能否认为国务院存在某种程度的立法不作为?违宪立法能否成为公民提起国家赔偿请求的基础?目前来看违宪立法不存在国家赔偿问题,因为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违法,但依据违宪的立法作出的行为是合法的。第三,针对违宪立法究竟应该承担何种责任,以避免下次违宪立法的发生,需要认真研究。目前来看,祁连山生态环境立法问题导致追究了主管副省长的政治责任,这可以认为是在探索违宪立法的责任制度。

第二场是贵州省修文县强制农户土地流转事件。评议人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王广辉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忠夏教授和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程雪阳教授。王广辉教授认为应当从三个层次看待:第一,这个事例是对于农民的生存权、财产权的侵犯。农民依赖土地而生存,土地上的农作物应当由农民自主决定,同时,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权利背后蕴含着巨大的财产利益,政府强制流转土地侵犯了农民的上述权利,违反了宪法有关于财产权保护的规定。第二,地方政府做法侵犯了村委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权,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要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现,保障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当中合法利益、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政府的这一做法显然与上述规定相悖。第三,政府的行为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权,土地的承包经营方案需要经过村民会议的通过,除了农民自愿以外,还应该说经过村民会议,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认可以后,才属于合法,那么不经过农民的同意强制的进行流转,实际上也是对经过村民会议通过的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的这种一种否定。这种否定,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处理的自治权。同时,王教授也指出,政府想达到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的目的,可以采取行政指导或者政策引导的方式进行。李忠夏教授首先指出这个事例并不是一个违宪事例,而是一个违法事例,明显违反了《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的相关内容,但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土地问题,与《宪法》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容相关。李教授指出, 在今天的一个语境上再去讨论集体所有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最初集体所有制是被纳入到《宪法》第12条,受制于公共财产的一个范畴。但是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又跟13条的私有财产权联系到一起。我们的集体所有制应该做三个层面上的理解,一个是作为公共财产意义上的集体所有,还有一个是在集体层面上的集体财产权,第三个层面上是农民的个人财产权。这三个层面也对应了法律上体现出的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程雪阳教授认为,修文县政府没有能够厘清政策实施的思路,从而导致了违法行为的产生。程教授提出了征收和转让两条路径并作出了相应的分析,提出无论哪条路径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实体和程序进行,政府应当依法办事,切实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国家监察委制定监察法规。评议人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秦前红教授从国家监察委员会被授权制定监察法规后会产生的新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见解。首先,监察法规的赋权并未写进《宪法》,也没有对《立法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其赋权形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宪法》的规定很少在监察法规方面涉及立法权力的配置问题,因此监察法规的赋权给宪法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立法权配置的原理是什么;再次,现行规定监察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但并没有规定监察法规与行政法规的立法位阶问题,秦教授认为,为了实现国家治理和管理的目的,应当规定行政法规的位阶高于监察法规,而且监察法规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位阶问题也应当进行进一步研究;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并没有对监察法规的审查备案问题作出规定,秦教授认为其应当采取双重备案体制,即监察法规应当向全国人大及司法部备案,从而解决其审查备案问题。张翔教授对备案审查制度的评议进行了补充,并且认为备案审查制度是全国人大对国家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一个新的途径,可以较好地解决“由谁监督监督者”这一问题;同时,监察委员会有权对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由此使得国家权力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四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翟国强、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门中敬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喻文光副教授进行评议。翟国强研究员对该制度进行了肯定,认为其激发了公民的积极性,增强了国家认同,是一种低成本和高收益的国家治理手段,应当在少数民族地区、港澳地区积极推广。同时,他认为在地方层面,该制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以推动国家礼仪的发展,国家层面和政府层面的荣誉和勋章,那么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呢,那么立法机关对于国家的荣誉和勋章的范围还不够明确或者范围还不够广泛。而且,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是一种国家礼仪,一个特征就是国家更重视这个礼仪了,这个礼仪对于凝聚人心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很好地观念和制度的支撑就容易将人符号化,会偏离制度建立的初衷。门中敬教授指出该决定非常有特色,其特色在于其始于宪法和法律,终于十九大报告,内容上体现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国际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这个法律和决定体现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他强调对于决定本身的性质也需要进一步学习探讨。喻文光副教授从入选案例的特性出发,主要从该案例的学术性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目前学界对国家荣誉制度关注较少,如何挖掘和体现其价值还有很多可以做,但从该制度出发也可以研究一些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如国家荣誉制度如何形塑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例如政治和归属等,建立英雄等人物模范。国家意志如何来影响民众的个体行为和国家意志、社会共性和宪法价值之间的关系等。国家任务以及国家目标如何通过国家荣誉来实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荣誉制度需要发挥的制宪功能,即实现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政治诉求的吸纳、引导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进一步思考可以得出这些功能的实现需要我们去关注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有其重要意义,第一,提高公众参与,可以赋予国家荣誉合法性;第二,国家荣誉是国家对于公民的一种褒奖,也是国家实现重要政治任务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因此国家荣誉评定过程中提高公众参与就能更好地实现其领导性;第三,公民的适当参与可以培养公民的政治人格,使得不同阶层的公民可以互相分享不同的评价标准和理念,促进国家实现尊重公民的理念,发挥国家荣誉所具有的的政治吸纳和价值培育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把公众从被动的参与者的身份变成了主动的行动者的身份。荣誉的获得者是少数人,但是如果在荣誉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公民的参与就能达到国家荣誉的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在如何实现公众参与就需要赋予公民对于国家荣誉获得者的推荐权以及监督权,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荣誉的目的和意义。

第五场是浙江省建立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评议人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屠振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柳建龙副教授。屠振宇教授认为,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宪法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层法治实施的底层逻辑问题。当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命题就是处理好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浙江省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的建立是对实现上述命题的一次重要努力,也给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解决方案。该互评机制涉及司法礼仪、纪律作风、业务能力等众多内容,实际上是在强调法律职业的职业性,是为建立较高的法律职业水准形象而进行的努力。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法律职业的职业性呢?屠振宇教授指出,法律职业不仅是一份工作,还应当包括公众性和服务社会的精神追求,法律职业要为促进公众福祉而努力,公众性是职业性的重要体现。屠振宇教授在提出职业性这一概念之后,进一步以张扣扣为案论述了强调职业性的重要性。司法安身立命的基础就是中立性,只有保持司法的中立性才能获得社会的信赖。而获得中立性要求职业性。浙江省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通过提高法律职业性来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全新思考,但该机制作为试行方案,还存在一系列合宪性的问题。首先,该互评机制与“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宪法精神相冲突;其次,该互评机制也违背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精神;最后,该互评机制的行为效力值得怀疑,即该互评机制以理性法律人作为假设前提,否则,互评机制就沦为律师与法官相互攻击的工具。但是,若法官与律师确实是理性法律人,就无需该互评机制的约束,互评机制的存在并无必要。柳建龙副教授对互评机制的建立持否定性的态度,并从律师对法官的监督与法官对律师的监督两方面分表了自己的观点。从律师对法官监督的角度来说,浙江省建立的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基于律师打分的压力向律师妥协,从而存在枉法裁判的问题;从法官对律师监督的角度来看,该互评机制的建立也存在诸多弊端。首先,《律师法》中规定,对于律师的监督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协来实现,而不是由法官直接对律师打分实现;其次,律师打分的高低也影响法官对于律师的个别喜好,形成对部分打分较低律师的刻板印象,影响部分律师的职业自由,从而进一步影响公民法律救济权的实现。此外,还存在部分律师牺牲公民的权利来迎合法官的可能性。综上,柳建龙副教授认为浙江省建立的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并不可取。

上半场研讨会在与会学者对前五个事例及评议进行简单讨论后结束,会议随后进入简单的茶歇时间。

下半场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王广辉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屠振宇教授主持。

第六场是福建县级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本级政府关于因超生开除公职的规范性文件。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胡弘弘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李勇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郑毅副教授进行评议。胡弘弘教授认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经常性立法监督工作,从目前所呈现的事例来看,依申请提起审议建议居多;对于规范性文件,有人大的备案审查和政府内部的审查,政府内部的批准审查也要有追责问题;我们有司法建议、检察建议,而人大建议在法律上难以找到依据;从该案例中可以窥见我国人大的立法性决定的实施制度不太顺畅;我国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意识还不够根深蒂固。李勇教授认为,该案例作为备案审查典型案例之一,折射出人大在很慎重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变化,在进行下一步动作的时候,我们要尊重规律性,注意事件的延展性,同时关注进步史观,防止过分的威权主义和复古主义,推动整个社会形成法治共识。郑毅副教授从制度、背景、依据三个层面来说明该案例作为宪法事例在形式上的间接性,进而从关联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备案审查本质上属于一种宪法性制度;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衔接机制攸关宪法实施;如何解释作为基本义务的计划生育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同样我们也要进一步考虑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撤销权的范围。另外,对于县级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现状进行描述和展望要把握意识、规则、原则这三个要素。

第七场是郭某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采集游客人脸信息案,由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郑贤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陈征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白斌副教授进行评议。郑贤君教授认为首先应从该案件的定性出发,该案件不属于宪法案件,属于私人之间纠纷,应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范围内。其次,该案件也不涉及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对应的权利主体是法院,双方之间是司法关系,法院无权解释法律,是否拥有立法上的第三人效力应由法律作出规定。第三,它不属于国家保护义务的范围内,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是国家,调整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四,该案例属于是宪法事例。宪法序言最后一条和第五条赋予宪法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普通法律也需要渗透宪法精神。陈征教授认为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前提是当私法领域存在一个不确定概念或者抽象条款时才可能辐射到宪法领域。本案应涉及到国家的保护义务,保护义务首先约束的是立法者禁止立法的不作为。本案中基本权利的冲突包含企业自主经营权和公民隐私权,如果我们要求立法去积极作为,履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不受第三人的侵害,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侵害强度和损害后果不可逆等。在基本权利冲突时履行国家保护义务更多的考量应是公民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公民拥有自主选择权,相应立法应从使公权力完善自我的事前监管制度方面完善。白斌教授认为该案件属于典型的民法案件,宪法虽然在整体的法秩序中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意味着宪法能够越俎代庖,以万能灵药的方式完全替代其他部门法的工作,需要穷尽法律的救济。该案同时也拥有非常大的宪法价值:个人敏感数据、作为人格的构成性信息更需要强大的理由进行限制,目前应赋予人格自我决定权,让消费者或者数据主体有选择权,除此之外应考虑数据主体的明示同意,尽快制定生物信息保护法。

第八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处理省级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交警检查通讯记录的规范性文件。评议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元起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教授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郑磊副教授。李元起副教授从宪法监督权的角度切入,讨论全国人大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和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他认为本案主要涉及全国人大对于地方性法规的撤销权以及地方立法权不能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授权的规范性文件的监督主要有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两种途径,本案显然属于备案审查的类型,尚未到违宪的程度,指出备案审查及违宪审查程序应当更加公开以及确保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的合宪合法(比如要公开、透明、可监督)。同时对于合法性、合宪性审查这一类严肃的工作,法工委由其自身地位只能做一些启动、准备之类的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发挥更大的力量。最后,他认为日后的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工作中增加对启动工作的研究。王锴教授认为该省级法规超越立法权限,不符合公民通讯自由、通讯秘密的原则和精神。同时王锴教授通过对杜强强教授《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上的通信检查》一文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本案的看法。他认同杜强强教授文章中的结论,但理由不尽相同。同时关于对公民通讯自由干预方式方面,他认为《宪法》第40条所针对的是检查这样一种强干预方式,但不涉及所有的干预方式,法院的调取通讯记录不属于宪法上所谓的检查,所以法院的调取行为不应该受到严重限制。同理,本案中省级规范性文件中主要有查阅与复制两项权力,对两种权力应当给予不同的限制,前者属于宪法上检查,受到严格限制,而对于复制行为的审查不能过于严格。郑磊副教授的发言围绕“去宪法化的合宪性审查”这一主题展开,他将目前的备案审查工作总结为“二进一退”,第一个进步是宪法事件在备审事例中出现,备案审查案件化趋势已经明显,并逐渐通过媒体公开。第二个进步就是在现有的审查中可以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类逻辑,一类是人大关于备案审查的回复中的表述用了“涉及”、“不符合”这类字眼,虽然提到了通信自由、通信秘密,但就是不出现宪法的字眼,另一个逻辑是用合理性审查去回避合宪性审查。最后,关于备审工作的不足,郑教授认为:宪法该出场时便该出场。

第九场是中央要求行政长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等有关情况提交报告,由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副教授、天津理工大学杨帆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贵松教授评议。黄明涛副教授首先对事件的有关情况作了梳理,从一国两制政策的法律框架内中央和特区政府各自关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职权安排角度入手,讨论了对香港社会团体的执法权限以及中央政府要求特首提交报告的法律依据等问题。其次,他认为特区应中央政府要求作报告是一种制度载体,是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负责的一种方式。再次,该事例的实质在于牵涉了基本权利和相关法律之间的平衡,并认为需要对权利限制的理由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杨帆教授认为问题讨论应当围绕中央政府的国函与香港政府的报告的法事实和法依据展开,关键在于国函和报告的法律属性和法律效力。对此有两种观点:内部行政行为中的行政指示,下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发布的行政命令。在特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应当适用普适于大陆地区的内部行政法治,以夯实“一国两制”之“一国”的根基,其意义无疑更加深远。王贵松教授对中央人民政府的认定、中央人民政府的内涵以及香港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极具学理性的分析。认为应由国务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同时应当进一步明确《基本法》第48条中的“本法规定的有关事务”,国务院有依据基本法行使权限的空间,应经常性地“走出来”。

最后一场是湖南新宁县人民医院要求护士应聘者“两年内不准怀孕”,由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谢立斌教授和北京大学法学院阎天助理教授进行评议。上官丕亮教授从男女享有平等就业权和公民隐私权两个角度展开分析,认为这个案例体现出新宁县人民医院和新宁县社会保障局缺乏男女平等的宪法意识以及没有将宪法作为最高活动准则的自觉性,并指出劳动者的婚姻和怀孕之后的隐私不属于劳动者必须向用人单位如实说明的情况,劳动者有权不予告知,用人单位违反则构成对劳动者的就业歧视。他从该事件中总结出了三方面宪法启示: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在保障男女就业平等方面需有所作为;保障妇女平等权利的责任不仅仅在于用人单位和社会,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全社会应加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谢立斌教授从单位招聘成本和女性理性求职的角度出发,指出我们在关注女性求职者权利的同时不应当忽视用人单位承担的与女职工生育权相关的成本,并认为该单位对女性生育权的干预强度不构成对其权益的实质性侵犯。他指出依据劳动权、平等权等宪法权利指责本案例中的用人单位实际上存在一定不合理的地方,可能会对用人单位的财产权构成一定的限制。通过该本案例,我们应当重新讨论生育问题属于个人范畴还是国家范畴,提议由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实现求职者权利和企业权益之间的平衡。阎天助理教授从宪法的实现方式以及人民医院的属性出发,指出新宁县人民医院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部门法,更违反了宪法。他强调立法在落实宪法中性别平等原则时需要关注宪法对价值冲突的调和作用,加强对性别平等这一价值的重视,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当分担更多的生育成本。

会议总结发言阶段,由王旭教授主持,胡锦光教授做总结发言。他指出连续数年举行宪法事例评选意义重大,初衷是为了推进建立合宪性审查机制,目前推进作用已经基本实现。但仍应该看到,无论是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还是对内蒙古、甘肃授权交警查阅、复制车主通信记录的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中,均未有出现“宪法”二字,一直在回避合宪性审查。因此,十大宪法事例评选活动仍需持续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发展,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报告中明确对具体制度的合宪性审查,向社会传达宪法价值。在案例评选上,胡锦光教授表示十大宪法事例的评选制度在今后可以进一步完善,使案例得选择更加具有典型性。最后,胡锦光教授对与会学者和长期支持十大宪法事例评选的社会各方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20/2/28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