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民”责任伦理制度研究
——村民委员会社会组织定性之再反思
作者:杨丽娟  
    摘要:  在2019年末的疫情爆发,举国参与,乡村公民亦不例外。但从现状观之,乡村公民的“被动性”参与占据比例较大,即乡村公民参与其中更多缘因于“事关己”,不得不为,必须遵从的“个体意志”、“个人主义”,而非根源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国家精神”、“国家情怀”,缺少相应的政治情怀和公民责任伦理精神。源在于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之制度设置与定性和现实状况相去甚远,即制度机制未完全激活,且程序性机制欠合理。据此,笔者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乡村公民责任伦理机制的现状“反思”及路径“激活”。一则,通过国家层面的外围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为乡村公民宪法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最大程度的空间保障;二则,乡村公民责任伦理的内部制度建构,即在遵循制度设置围绕“人”,以“人”为目的的原则下,构建乡村公民直接参与的“选举团”制度。此制实质乃我国地方自治于乡村之延伸,辅之于原有制度设计,致力于“乡村自治”的终极目标;三则,加强乡村公民“礼德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农村“德法合治”之局面,透过德性文化的弘扬,增加乡村民众的集体归属感及理智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起“国者也,积民而成”之“尚民”国风。
    关键词:  乡村自治;公民伦理责任;选举团;德法合治

何谓“权利”,在笔者看来,从其内涵而言,权利是法律概念与伦理概念的集合体;从权利性质而言,它体现的是一种“意志”或“选择”,强调的是自由与个人的自我实现。但除此外,权利还应具备另一种内涵,即权利背后隐含的“责任”属性,此“责任”内涵与其说是法律、社会加诸于公民身上的,不若说是身为公民自主自愿所承担的一份“深沉”。且从权利来源来看,“权利”非天赋、更非神赋,而是“人赋人权”。故,笔者认为,权利是公民通过“斗争”争取而来的一种权益、一种自由、一种保障,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与伦理责任的统一体。而“公民”作为权利的行使主体,他是一个普通的、通用的概念,是泛指一切共同体内具有公民概念内涵的成员或法律主体。

乡村公民作为中国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于国家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乡村自治程度亦是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从国家综合治理目标及乡村自治目标的视角观之,乡村公民权利的普及化、公民责任伦理的常态化,以及乡村政治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一体化本应是乡村社会所应保有的正常生态。但从笔者近几来年的观察得之,乡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与责任观念均十分淡漠,且在此次疫情中似乎全面“爆发”。

一、乡村公民责任伦理机制“现状研究”

武汉…湖北…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2020年庚子年之初“刷屏”了,字眼直击人民眼球。随后,疫情“飘出”武汉,进入湖北乃至全国各地。紧接着武汉封城、黄冈封城……湖北戒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全国封城、封村之际,连锁反应随之而至,外国撤侨、世委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乃全球突发卫生事件……。中国再一次承受着一场生命之重,作为这场战役的主战场,我们不畏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8日会见世委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所言,“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紧紧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全国人民同舟共济”虽是国家主席的“指示精神”,但亦是中国历来战胜灾难的不二之法,乃真理。

然而,身处这场疫情的旋涡中心的武汉人“我”,包括很多人,却经历了另一种“体会”,“人民”固然是可依、可信的,他们内心保有的本能爱国心毋庸置疑,但是,一幕幕场景、一篇篇报道却反映了诸多问题,尤其是此次的乡村公民。主要表现为此次疫情中乡村民众的“被动”参与,甚至是“不参与、不配合”——不求证实,乱传谣言,甚至人身攻击,缺乏对乡村返乡同胞之同理心、同情心;松懈应对疫情,甚至消极抵抗,对乡村抗疫政策置若罔闻,如不带口罩、聚众聊天、吃饭聚餐;有的甚至以违法行为公开无视乡村抗疫大局,如聚众赌博。殊不知,扎堆聚集已然是病毒“链式”传播的关键所在。以真实事例端看。

乡村,在村委的高音连环喇叭及封村之下,仍有民众聚集喝酒、打牌、闲聊。如在1月26日安徽确诊60例病例中,城市12例、占总数20%,农村48例、占比达80%。从职业分布情况来看,排前3位的依次是:商业服务(15例,占25%)、农民(14例,占23.3%)、干部职员和餐饮食品业(各5例,分别占8.3% )。除此外,作为这次疫情重灾区的湖北及邻近河南等地,农村情形亦不容乐观,如湖北农村以大别山鄂北孝感至豫南信阳、驻马店、舞钢区域为我国最大面积的集中连片的天然“牌场”,农村中部分人平时就易聚集一起打牌,春节期间更是聚焦的高峰期;而东北地区亦难有例外,聚集现象以现有案例观之,聚餐喝酒居多。诚如崔向前教授所言,“这次除了输入性病例外,因打牌聚焦和喝酒聚焦将成为疫情爆发的主力。”此种现象,在无形中增大了疫情爆发的概率,同时也加大了防控难度。此外,在其他地区的农村返乡人员,尤其是武汉返乡者,各村委会要求返乡人员主动报告,但仍有人隐瞒不报,或撒谎瞒报。

而造成此现象之“直接”原因,笔者根据调研数据分析归结如下,一则,事情未发生在自己身上及自身周边,缺少紧迫感、危机感;二则,疫情解决是国家要考虑的问题而非百姓。简言之,缺乏集体危机感及当家作主的意识;三则,疫区所需物资可依靠“有钱人”捐款、社会组织接力,如明星捐款、如“韩红爱心慈善组织基金会”等的积极行动,而老百姓顾好自己的小家就可以了……。原因确实有可谅之处,但评估事实不难发现,在这场事件中“乡村民众”确实参与其中,但“被动性”参与仍占一定比例。且据随机调研推断,“乡村民众”参与其中更多缘因于“事关己”,不得不为,必须遵从的“个体意志”、“个人主义”,而不是源自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国家精神”、“民族情怀”。即人民只是为“行动而行动”、为“言论而言论”,缺少相应的政治情怀和公民责任之伦理品质——不发达、欠成熟。

简言之,在当下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人民,尤其是乡村公民于“政府、社会、市场”三大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大疫之下甚至有缺失。而更为关键的制度保障、程序约束机制在此时亦未发挥完全成效,某些制度、机制甚至从未激活。可以说,此次灾情的爆发所引爆的不仅是人身体上的疾病,更有制度上的漏洞、伦理上的失范。简言之,人民的力量,尤其是乡村民众的力量无论是疫情发生前、发展中都未得以充分参与、充分发挥。据此,乡村自治、村民自治的制度样态和成效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乡村公民责任伦理机制现状之“深层原因”分析

余秋雨先生曾对普通民众的劣根性进行过研究,他谈到,“普通民众通常有着各种各样的通病,如草根性、狭隘性、黯昧性,等等”。在笔者看来,这种通病在灾难面前可能会更加显性。无疑,上述“综合症状”是多种诱因所致,只是在这次“大病”中爆发了。但在各种诱因中,乡村“公民责任萎缩、公民责任伦理品质”欠佳,及背后的制度之故乃主因!而为何会有如此之局面,笔者思之归因于以下几方面:

(一)部分民众缺乏“理智”的爱国心

托克维尔曾说过,爱国心分为两种,一种为“本能的爱国心”,一种为“理智的爱国心”。在笔者看来,“本能的爱国心”,亦可称之为感性爱国心,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心中,出于人的本能,并与人的感观、触觉直接相连,是一种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表述的情感。他可以使人充满干劲与激情,如战争时期空前的团结、如国难之时的无畏无惧,但当国家安全之后,在经历了长久的安稳之后,便可能走向衰亡。所以,本能的爱国心虽然轰轰烈烈,但却波动过甚,不稳定也缺乏持久性,尤其是一旦涉及并影响公民自身利益时,可能就会被人无声抹去。

反之,“理智的爱国心”来自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结合,来自于将个人利益嵌入国家利益的大局中,并在法律的帮助下生成制度,规范成长。它随着权利的不断运用、行使而发展,是一种缘于对权利的真正理解、是对公民责任的真正担当,并在长久的行使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天然权利观。即一个人应当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他个人福利的影响力,应当知道作为公民,法律会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作出贡献。他要关心本国的繁荣,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所言,“每个公民都有两个根本不同的目的,因此与政府之间保持的也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关系。如果人们是自由的,他们就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他们关心国家,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一方面,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参与到国家的统治事务中,以此身份,我们为公共利益思考、发言、筹划和行动。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人或私人组织的成员,追求着自己的利益,这也是正当的。可以说,我们既是投票者,立法者,统治者。我们,即人民,在共同承担这一角色时;同时,我们也是被统治者。”

(二)乡村自治能力及自治体系不完善

在笔者看来,乡村自治需要内发性要素与外在性要素之双重保障。但从现状观之,两大保障性要素均有所欠佳,制度性机制远未完全激活。具体而言:

第一,内在要素。根据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任务在于办理本居住区域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但实践操作中,通常只具备民主化的形式色彩,欠缺民主的实质要求。以笔者自成年以来在家乡的亲身经历观之,每年选举前,父母均会接到一两通电话,或者侯选人本人及其家属的亲自登门“问候”,除电话“拉票”外,有的侯选人还进行有“物质奖励”,如一盒烟、一瓶酱油、一袋洗衣粉、一袋盐……最近一次选举听母亲说,几乎全村每家每户都多了一袋洗衣粉、一袋盐,除了本家姓氏要参选的侯选人以外(因为本家人必然是选本家的,因为是自己人)。由此观之,宪法所赋予人民的选举权——选举村主任——此一基本权利被人民明示或默示地放弃了。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乡村公民的“选举权”,从理论而言,只有当投票者的判决是明智的、真实的、完整的、基于充分信息的,那乡村政治自由才是真实而有意义的。如米克尔约翰所言,“这种政治自由意味着自治”,而从我国宪法所赋予的乡村公民选举权而言,其是保障乡村公民自治的政治手段,即是“人们是统治者,他们不是被别人而是被自己统治”。 换言之,在中国选举村主任即乃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手段,但是在这场本该是乡村政治盛事的情事上,却被“物质利益”扭曲、被“家族势力”干预,成为少数人的“角逐场”;本该是村民利益与诉求的“大讲坛、辩论场”,却成为少数人的“政治话语场”或“一家一族”的政治场;本该是民主的天下,却成为垄断的温床;本该是为己为公的全民之事,却成为百姓私欲的吞吐,无知中浑浑噩噩地放弃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而这些在他们看似不在意的东西,其实是乡村自治制度的“根本与基石”。可见,乡村自治、乡村政治之现状实令人担忧,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恰是乡村公民的多数者,即“自己人”。

第二,外在要素。主要表现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立法内容观之,“指导”的意思通常指“指点、引导”,绝非领导;同时从立法初衷而言,村委会与基层领导的关系倾向于引导、支持和帮助,而并非干预、干涉村民自治,尤其是关涉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换言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宪法之下位法,无论是立法内容还是立法初衷均应遵循宪法之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两者的真实关系乃是相比于后两项的“支持、帮助”,“指导”的韵味似乎更浓。如何钧力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农村,高音喇叭‘从无到有’的搭建过程实质上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正因为通过喇叭的播报,国家政令才得以跨越整个中国,及时地传达给村民。现今,喇叭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从早期的‘国家象征’变为如今的‘广告载体’,而国家权力从农村集体高音喇叭身上的隐退并非其弱化的表现。毋宁说,这说明国家在从‘台前’走到‘幕后’,但当人们因事与国家‘打交道’的时候,还是依旧能够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存在’。换言之,国家权力从未于乡村中抽离。”

而原先凝聚村民集体意识甚至集体意志的以礼义为旨归、以礼俗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家族法规、行规会规等习惯法子系统,即充满“礼性”色彩的“不成文法”,也在国家权力及法治国家的日益盛行下发生了变化。即“法”的主导作用在不断突出,“礼”的地位渐趋于从属,即“法”主而“德”辅,但“礼”的辅助作用也在当前利益驱动机制的影响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亦渐趋弱化。而相比于高音喇叭的存在,此种礼俗不再的方式,更能体现国家权力的强渗透。换言之,国家权力藉由各种方式早已融入至乡村生活,融入群众身边。可见,“指导”虽无“领导”之意,但却有“领导”之实,国家权力藉由各种方式早已融入至乡村生活,融进百姓心中。总之,乡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

(三)宪法精神于乡村民主建设中欠发达

宪法之精神即宪法的终极价值追求乃“保障人权,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尊严地、有幸福感地生活着,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此,我国宪法开篇即表明了此宗旨。如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于宪法精神的落实,虽体现在我国根本法中,但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即通过民主之替身、代名词——“选举制度”的建立健全予以普及民主、彰显民意。如宪法第2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再如宪法第3条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且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机构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众所周知,代议制、议行合一原则在我国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但我们亦知,此制度的漏洞缺陷是存在的,譬如民主的基础性问题,如基层民众于选举中的真实参与率、参与度以及选举结果对民主的真实反应率问题;再如民主的普及性问题,如直选过程中是否能够辐射至基层多数民众乃至全体民众,等等。此从上文笔者的亲身经历观之,透过农村选举村主任之问题便可窥探一二。换言之,宪法精神的落实、宪法初衷的表达在乡村的落实情况实不尽人意。对此原因,在笔者看来,乡村公民权利意识淡漠的背后有着深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社会的全方位渗透,现代化的个人主义观念进村,在诸多需要发展的因素中,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成为农村社会、农村农民的主要矛盾,且至今依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在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之下,公民对于宪法精神的认知、对政治权利的关注、对集体意识的维护、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尊重和践行在潜移默化中折扣尽显。且农民在“致富”之路上大多是以个人或家庭为依靠,以村集体为后盾、以制度为保障的有,但绝不是多数。诚如王会学者所言,“在现代观念的冲击下,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开始瓦解,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难有生存空间,农民、农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被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是农民终极价值世界的缺位,是生存意义的巨变,是传统道德的巨变,是生活预期的巨变,是关于生命价值定义的巨变。

据此,乡村民众对政治权利的淡漠,甚至是事关切身利益的权利也常表现为不用甚至不知,而在权利认知欠佳的背后是乡村民众“责任”意识欠发达、“责任伦理”意识待重塑的重要表现,可谓一面镜子的多个反射面。其实,农民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无可厚非,但却绕离康庄捷径选择“绕道”。即若民众将眼光放于“公民权利”层面,着眼于宪法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上——选举制度,端正态度,审慎、郑重地掌握并行使宪法所赋予给公民的权利,选举出真正代表民意,为人民服务的村委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从根源上杜绝非民主、非民意代表的产生必会事半功倍。而由民选代表为民服务亦乃其职责所在,亦是法治要求、制度真意。

此外,改革开放至今,城乡二元治理模式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然“显现”。相比于城市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乡村管理方式愈显粗放,加之传统乡村社会所具备的士绅文化早已淡化、逝去。故,乡村整体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在原有体系被打破,新型制度未完全建立之前,乡村居民只能在摸索中前进。所以,在笔者看来,乡村公民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薄弱虽有制度之因,但亦是公民个人对权利的认知、掌握和行使的不足,加之制度构建落实不到位,便形成了现下的非良性循环。致使现今大多乡村,乡村自治仅具有“管理”方面之特性,而欠缺自治文化方面之通性;仅具有“自治”化之形式色彩,而欠缺“村民自治”的实质内涵。

三、乡村公民“责任伦理”之重塑与构建

在笔者看来,所谓乡村公民责任伦理应该是一种乡村精神、公民精神,乃或乡村中经久生成的一种自然的“政治习惯”,其实质乃是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的一体化,乃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与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的合一性。即在他们心中,自己与乡村乃一体、无分彼此,自己即是乡村的群体,亦是乡村之个体,两者利益早已融为一体,此即公民责任的伦理品质或伦理担当。故,乡村公民责任伦理的型塑、建构的首要着力点在于“权利意识、权利观念”的扎根、落地,在于公民对乡村公共治理、公共管理的切身投入、真正参与、直接参与,在于将公共事务、公民事务视为己任己务。通过让多数乃至所有村民自主、自愿、自行地行使一定的权利,使其于潜移默化中养成权利观念,通过将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之间的联合,来完成公民责任之伦理品质的再塑造,真正地激活宪法、法律所规定的“乡村自治”之顶层制度设计。

透过乡村政治的首要任务——人人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来培养公民德性从而实现正义。概括而言,使政治领导权与自由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扩展言之,通过塑造生活方式来提升公民德性的制度,通过成就“全职公民”来克服“兼职公民”的逃避,通过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来提升公民责任伦理而非只知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人性自私。此任务的主要目标,即公民德性的制度塑造终极目标在于,使此种伦理担当成为一种“自然”、一股意识、一种精神,一种从公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形成的“政治风尚”。正如雅典领导人伯利克里所言,“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即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不是国家的法律强加的,而是公民在成就自己的伦理行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毕竟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不安全因素如影随形,一个好的社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让大家冷漠地躲得远远的。而在国家治理中,基层自治民主的实现可谓一国民主自由的坚实根基、硬核力量。

试想如果每一位乡村公民即是乡村公共管理的参与者、乡村事务的一分子,那在发表言论、甚至面对死亡之时,他们的言论与行动必会一致。换言之,他们把言论当作需要承担责任的政治行动来看,而不是当作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的“表达自由”,如在此次疫情中。因此,他们的言论必然是审慎的、深思熟虑的,是“为政治行动而言论”,而不是“为言论自由而言论”。因为一旦“言论”不当,影响的即是他自己。换言之,任何社会都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和人,而且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和维护者。当然,我们仍坚持,在乡村集体行动领域,在公共讨论领域,表达自由,即公言论自由不应受到消减。综上,对于如何实现乡村“公民参政”、“公民治理”,笔者从内外围制度完善予以构思:

(一)乡村公民责任伦理之“外围”制度完善

笔者认为,乡村“公民责任伦理”的建构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即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为乡村公民宪政制度的落实、权利的行使提供最大程度的外围空间保障。如上文所言,在中国,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代议制、议行合一原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制度的优越性毋庸置疑。接下来乃是进一步优化制度内涵、促成制度落成。如扩大并深化人大制度的民意基础、立法权限、职责内容,及优化制度的评价标准及可行性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立法机关立法权限层面。2018年3月我国宪法于第五次修改中针对该问题作出了回应。相比于修宪前,此次修宪第100条扩大了我国人大立法权限。该条在原先省级人大的立法权限之下,于第2款中增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第二,进一步扩大直选的范畴,包括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基层政权领导。目前,根据《选举法》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在此基础上,可尝试将直选范围扩至“市一级,乃至省一级”,为乡村民主的实现奠定制度上的“标杆”。此外,在实践中,乡镇长直选改革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亦有所突破。如1988年至2004年,四川、山西、广东、河南等省的部分乡镇,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乡镇一级政府或党委、人大的领导人产生方式改革——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的乡长直选改革模式、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的乡长直选模式、南部县对副乡长进行“公推公选”的改革模式、绵阳市的乡镇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和选举”乡镇长的改革模式等。第三,在人大组织体制层面,增加人大常委会的人员编制,实现人大常委会的专职化。同时,提升各级人大代表自身素质,包括专业素质与德性修养。第四,激活代议制背后真正的民主因素,激活人民权利行使的意愿及动力。对此,笔者认为仍要依据政府、社会、市场的协调与合作予以实现。具体而言:(1)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人大代表选举机制,优化选举机制,激励人民的参与感、参与度,如引入侯选人的电视辩论环节,组织候选人深入群众中,向选民或代表进行介绍、宣传,同时接受选民或代表的“问询”等。通过此方式提升选民的参与的积极性、提高选民投票率。2003年深圳竞选风云中出现的“独立侯选人”、“自荐竞选者”、“侯选人宣传”等现象乃此机制引入的成果表现;(2)深化选举机制。通过引入社会第三方中立力量,如由专家学者及人民代表组成的评估团队全程“跟踪”选举,对选举环节的优劣进行专业化及民主化评估,评估标准即以“人民的参与率、投入度、了解率、投票率为基准”,即民意为最终评价标准。惟有以民意为基础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才能够真正制定出代表民意,至少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的法律。

尤记得在美国建国之初的英裔美国人们,当时不管一项法律怎么让人恼火,美国人民都会很容易服从它、尊重它,这不仅是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这项立法也是他们本人的决定、他们自己制定的。故,他们视法律为契约,而自己即是契约的参与者。可见,鼓励人民去创造幸福的国家,往往要比满足于自己命运的国家更富有和繁荣。而观之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可以说即是民主的真正体现:32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慎重起草,20多次的易稿修改,草案公布后的全民讨论3月余,征得意见118万条,根据意见再讨论再修改……最终全票通过。可以说,此次制宪是真正的全国讨论、全民参与,是全民意志与全民精神的大集成。所以,民主精神、自由理念、法治意识及匹配制度在中国本土自有其土壤。

也许,当人民涉足公共事务时,可能在最初往往不如人意,甚至会把事情弄得很糟糕,甚至与初衷相违。但是,如果不提升人民的思想境界、不培养人民的权利思维、不让人民摆脱陈旧的观念,他们就无法参与公共事务、无法真正地当家作主。诚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言,“民主、广泛的公民参政,也许不能给予人民以精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干的政府往往不能给予的东西:使整个社会充满长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的,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来的精力。这才是广泛民主的真正好处”。

(二)乡村公民责任伦理之“内部制度”构建

1、乡村公民责任伦理之制度建构

(1)乡村公民自治的“理论”支持

依托地方自治基本理论之一“固有权”理论言之,自治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人民所固有的,先于国家而存在。原始社会由个人结合的自由公社便具有自治权。国家出现以后,这种固有的自治权依然存在,国家不但不能干涉,而且应予保护。该理论又称为“保护主义”或“人民自治”。在笔者看来,这种体现民本思想的地方自治理论从区域范围而言具有延伸性,即乡村自治属于地方自治的应然范畴。

而从地方自治的另一基本理论“人民主权说”观之,立基人民主权之基础,该理论坚持所有政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促进人的权利的实现,即人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始终应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而“民主”亦是为了促进人权实现的手段。换言之,一切政治制度最初、最终的着眼点都应落在单个的“人”,而非集体的、组织的人之上。因此,在设置任何政治制度之时,保障人权的价值和观念乃是首位。在“人民主权说”之下,乡村公民自治自然具备人权保障的内涵,而乡村自治的实现方式、手段的创新(选举团模式)自然属于乡村政治制度范畴内,属于乡村公民为了实现“人”之权利,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在实现手段方式上,顾准先生曾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不可能实现,因为历史上的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之中。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现今中国的“代议制式混合式”民主样态,还是宪法第2条所规定的人大制度,都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而手段最终受制于目的。故,宪法并不排除其他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同时,宪法作为制度根本依托,自应与时俱进,服务于目的,即宪法应以公共利益背后所代表的“民情”为系,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进言之,宪法所规定和彰显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应由法律所规定,更应被民情所承认,成为人民心中的自然之法,法中之法,如此之法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且持久地传播,达至立法初衷。诚如托克维尔所言,“若法律不以民情为基础,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不稳定状态。一个民族唯一坚强耐久的力量正是民情”。故,一个民主政府,其存在的立基点应在于使每一个公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祸害。为达至这一目标,实现宪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所突出与强调人民主权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于乡村制度建设中之落实,必须保障人民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尤其是选举权的行使必须是自由的,任何政治代理人或政治机构既不得施加压力,告诉公民如何投票或要求公民汇报是如何投票,也不得采取强制措施调查公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关系。换言之,人民享有“主权”性质的权力,当然包括“乡村公民”。

从事实言之,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到,“在美国建国之初,英裔美国人坚守人民主权原则,该原则主宰着整个美国社会,且早在革命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实行人民主权原则。彼时的人民,通过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通过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在治理自己,这样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不仅微乎其微,而且还薄弱的很,更不要说政府还要受人民的监督,服从建立政府的人民的权威。简言之,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人民便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实然,除却英裔美国人外,古时的雅典人几乎亦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治国理政,即“民主自治”。

综上推断,乡村公民自治的实质可归于地方自治的范畴,即乃地方自治的延伸或“外围”表现形式之一,其核心是人民直接行使权利。从根源而言,此乃由宪法确认并赋权,全国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村民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等)认可的,体现了对民主宪政精神的表达、对乡村自治的合宪性、合法性支撑。当然,上述无论是“固有权理论”、“人民主权说”,还是针对已有立法的的学理性解释,在方法论上均采用的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合目的论的解释方法,从理论至立法确认的一种终极目的解释。诚如张千帆教授所言,所有的理论、立法,尤其是宪法,其有如正在生长的树,有一个成长的历程。换言之,任何解释方法在初衷保持的情况下都不应拘泥于狭隘的、技术性的考虑,而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转变中的社会环境。

(2)乡村公民自治之“制度”构建

立基于“人”之目的,基层自治的模式和方式在遵循宪政精神、原则不变的情形下进行创新,尝试一种新的“激活模式”或“管理制度”,即基层群众自治下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融合的“选举团模式”。所谓直接民主,指乡村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并决定公共事务,此乃乡村公民追求真正自由、真正自治之前提。作为乡村社会的每一成员的利益之间是有差异的,他们的意愿应当被尊重,声音应当被听取,观点应当被认可。间接民主,指乡村公民通过选举团的产生来施行公民的集体决策,管理公共事务。执行者选举团代表的公共利益是对每一位村民利益的反映。就两者关系而言,真正的决策者乃乡村公民或村民大会,而选举团乃为决策者之行使者、施行者。换言之,后者源于前者,因前者而生,并服务于乡村全体公民。而选举团模式的实现方式即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毕竟民主的标志是选举,如果没有选举作为民主实现的手段,那么民主仅仅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而已,无实质意义。且通过民主选举的压力机制能够成为选举产生的人员做出服务于公共利益目标的利益动机。

具体而言:一则,根据宪法和选举法规定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乡镇人大,而后由人大选举诞生基层政权领导;二则,由村民选举产生代表乡村公意的“选举团”。即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人员组成选举团,选举团成员包括人大代表,但不仅局限于此——选举团成员中可能有选举乡镇主要行政官员的人大代表(下文详言),更有代表乡村全体公民,即公共民意的代表者。换言之,乡村公民“主人翁”之地位乃此制度之根基。故,无论选举团如何依公意行为,多数乡村公民(如村民大会成员)必须了解并理解公共事务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必须对其代理人“选举团”就这些问题作出的决定进行判断,并设计出一些方法,以确保这些决定是明智和有效的。就选举团制度设计需考量如下因子:

第一,选举团诞生遵循原则。笔者认为,选举团成员所遵循的原则可以参照我国“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方式和原则。如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以直接选举为主原则、选举自由原则等。通过选举原则的转换遵守达到选举选举团之目的,但最终目的乃在于通过选举将乡村公民的个人偏好转化为乡村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以显示乡村公民对广义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偏好。

第二,选举团成员的产生过程。成员由乡镇下属各村庄通过选举产生,根据村庄数量决定选举团成员的数量。当然,选举出来的每一成员必须要由村民大会投票决定(根据《村民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详言之,首先,进行初选,确定侯选人。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召开村民大会,由参会村民根据自主自愿原则直接选举侯选人,随后根据票数高低保留5-10名左右侯选人;其次,确定正式代表。由初选确定的5-10名侯选人进行角逐,候选人除日常自己深入村民之间外,还可由村委会提供必要平台、场所,现场与村民展开面对面的交流、问询,同时结合微信、微博、QQ等网络平台进行“执政”理念、对策建议等宣传。所有措施力图在保障人民知晓、了解侯选人的前提下,由全体选民进行投票,确定3-5人的最终代表。各村庄依此方式确定代表,最终组成选举团。

第三,选举团成员任期及监督。选举团成员非永久成员,建议以一年为期定期换届,时间可定于春节前后,且人民有随时监督、免职权。如村民会议可经常问询、审议选举团的工作进展等,以使选举团成员完全“受制于”人民。毕竟,要使公民的权利成为权力行使的界限,就必须给公民权利提供直接且有效的保障。而最直接的且最有效的保障莫过于乡村公民自己主动出击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即积极性权利——以村民大会作为对选举团成员的首要控制力,真正的指导力量乃乡村公民,其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和平地撤换选举团成员。简言之,是乡村公民通过村民会议的民主程序直接地影响乡村的公共决策。

第四,选举团的职责。选举团的职责立基于制度设计初衷,即权力来源于全体公民,并依据村民会议的决策予以执行,按村民会议通过的既定规则,如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来管理公共事务,为人民“直接”服务,终极标准乃在于致力引导人民学会运用自由,安享自由并让自由为民众服务的程度、效果。当然,让自由服务于人民,标准应以“公共事务”为准。同时,选举团针对公共事务可提出建议、提案等,即致力于村民个人做不到或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得很好的关涉公共事务的事情,毕竟选举团的存在应致力于为乡村公民的最大利益而努力,而不是没有意识的机器。因为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重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乡村自治已然濒临实亡。

第五,选举团激励机制。一为选举团薪资保障机制。选举团成员的薪酬由村民大会从村集体经济所得的收益中支付,薪酬组成除包括基本工资、基本福利保障外,还应以选举团成员完成的村民“公共诉求、要求”为主要给付标准。此外,薪酬工资不低于,甚至可高于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工资,毕竟薪酬关系到选举团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和荣誉感。具体判断标准为:1、决策的公民参与。在公共决定被选举团实施之前,所有的成员应当拥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以使其他成员知道他对于决定的看法;2、过程的公开透明。根据事情进展及时、透明地向村民公开,并接受问询;3、结果的合民意性。通过合法合规的严格化程序化运作,最大可能以低成本、高效率、高收益的方式实现民意。二为选举团激励机制。于选举团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于表现优异者给予奖励,如表现优秀的选举团成员可作为人大代表侯选人进行培养。

第六,选举团与基层乡镇人大的关系。选举团与基层政权产生主体即人大代表具有为同一主体的概率。换言之,选举团成员自应以乡村公意选举产生,而人大代表的产生自应遵循此意,故人大代表必然属于选举团成员之列,而作为人大代表的选举团成员乃是乡镇主要行政官员,如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直选主体。可以说,选举团成员既是选举乡镇主要官员的重要、必然主体,也是代表乡村公意的执行主体。两者人员上具有同一性——选举人员;行为上具有共通性——选举行为;目的上具有合一性——透过直选彰显人民主权原则。也是联结基层政府与乡村公民之间的沟通媒介和润滑剂。

第七,选举团与基层自治组织的关系。选举团与村委会的关系,笔者认为,乡村的村委会成员可以从“初选侯选人”中确定。换言之,依据宪法精神,在选举团成员的选举过程中,除确定最终代表外,剩余人数进行村委成员的角逐,原有村委成员可自由参选。

综上,从理论而言,选举权和罢免权之权利属性而言,均是积极或消极地针对人行使的权利,即“治人权”,简称“权”;而从赋予“选举团”的职能言之,则可称为“治法权”,简称“能”。就两者关系而言,“权”是管理选举团的力量,“能”是选举团自身的力量。乡村公民只有享有了“权”,才不担心“能”的力量过大,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乡村自治。同时,确认了乡村公民的治人权,并匹配于宪法法律法规之下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及村民会议的决定之“治法权”的享有,可大大激发乡村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心,有利于培养公民个性,是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如托克维尔所言,“它们能够基于理智热爱自己的乡村,为家乡增添活力与创造力,无形中塑造出诸多真正的公民,使大多数公民,包括自己得到更大的幸福。”这正是理想的乡村自治。亦如密尔言之,“理想上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

乡村自治非国家治理,乡村亦非政府,但政治观念、管理模式等概莫如是。可见,这一制度的实现需要依靠民情、依靠自由充斥人心的舆情,所以改变现有公民的“私利”品质,增强“为公”精神,使乡村公民之观念乃至全国人民的思想和习惯都能接受“乡村自由”乃制度的思想凭障。在笔者看来,基层民众的自由驻心、自由享有才是一个自由政府、民主国家的标志。当然,制度的顺利实施亦可反作用于民情舆情,正确引领民情、彰显和弘扬民情,两者紧密相联。

此外,如美国、雅典的“民主自治”有其特定的民情舆情、时空背景与纵横效力,相比而言,他们的制度举措对我国确有值得借鉴意义,但绝不可能照搬直用。但有一点,如文章所言,无论放在何种国体、政体之下,皆可通用——人民乃国家的核心力量,是法治、宪政所维护的主体,而人民利益的实现,是政府、社会、市场三大因素合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且“人民”融于其中,融于整个国家的建设中。换言之,人民的利益既是引导亦是初衷,既是主体力量亦应于无形中发挥作用,人民于一国发展,一国宪政建设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国家级别”的事件中。虽然人民直接参与下的选举团模式并不能给予乡村以最精明能干的代议机关,但能够提供最精明能干的代议机关所往往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使整个乡村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的精力。因此,在笔者看来,乡村建设、乡村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责任伦理的建构更需要“人人参与”。

2、乡村公民责任伦理制度建构之“古之依据”

一则,西方“痕迹”:美国渊源

在美国建国之初,甚至远未建国之前,有一个称为“新英格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实行的是“乡镇自由”,大部分行政权掌握在“行政委员”手中,行政委员一年一选,最小的乡镇由3人组成,最大的乡镇由9人组成。该行政委员即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们处理公务自行负责,只是在工作中按本乡镇居民早先通过的原则办事。他们若想更改任何既定的事项,或准备办理新的事务,则必须请求给予他们权力的人。如若计划创建一所学校,此时行政委员们就需选定日期,在预告指定的场所如今全体选民会议,在会议上,委员们提出要求,向大家解释满足此种要求的方法,需要资金、建设地点,等等。大会讨论后,定出一个原则,选定地点,表决筹措资金的方法,最后要求行政委员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对于乡镇居民大会的召开,行政委员和居民均有权提出。可以说,新英格兰的居民他们关注自己的乡镇,原因是他们参与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原因是他们必须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在乡镇上投放了自己的抱负和未来,还让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紧密相连。他们在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尝试着去管理社会,让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若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就只能依靠革命来完成。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益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明白了权力和谐的好,最终对他们的义务的属性和权利范围形成了明确的和合乎实际的概念。上述所言的“行政委员”类似于我们所言的“选举团”。

二则,中国“印象”:古今源流

实然,在笔者看来,此种模式的真正创制者非美国,亦非英裔美国人,而是“中国”。中国对此制精神的贯通运用可谓有着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传承。传统中国政治结构模式,费孝通曾用“双轨政治”来形容。概括言之,传统中国政治结构沿两轨运行,一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政治,一为自下而上的乡绅政治模式,又称地方自治轨道。前者主要执行政治命令,但令不下乡,即仅到县一级为止;后者则以士绅或乡绅为代表,以其为中介反映民意。由此观之,在传统中国社会,县乃两种政治治理模式的分水岭,县级以下则主要依赖士绅阶层及乡村习惯惯例等地方性规范予以自治。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即乃此意。而在笔者思之乡村公民责任伦理制度的建构中,虽有沿袭古制模式的倾向,但更多的是结合中国当下现实的“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制度背后之精神、价值的本质区别,且在具体制度建构、权利(力)认知、权利(力)行使等方面亦与古代中国有着本质区别,如 “中央权力下县不下镇”。

实然,除中国自古以来的制度“继承”,当下中国针对“乡村自治”、“乡村治理”的改革亦在不断进行中,而此亦是我们进行此制建构的重要支撑之一。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然指出要大力“发扬基层民主”,并就此提出了诸多建设性举措: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同时,在《决定》中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相比于“社会管理”自上而下的执政理念和管理模式,上下合治、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社会治理”之内涵和外延无疑更为丰富多样,民主化、服务化色彩更添浓郁。

同时,从中国当前的民主发展状况而言,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公民素质低下虽是乡村公民直接行使权利的“障碍”,但正如蔡定剑先生所言,“没有一种文化是实现民主的绝对障碍,……中国农民,他们远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些不懂民主,缺乏行使民主权利能力、愚昧的一群,而是有很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的一群。”因为在民主选举这样一个表达自身利益的机制中,没有人会对自身利益置若罔闻,关键乃在于“要有合理的程序保障和制度建构”,使乡村公民能够通过民主选举真正地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四、乡村公民责任伦理机制“匹配制度”建设——礼德文化建设

除制度建设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加强乡村社会“礼德文化”之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以期实现农村“德法合治”之局面。换言之,透过德性文化的弘扬,增加乡村公民的集体归属感及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起“国者也,积民而成”之国风,即“民者,国也;民者,家也”的 “尚民国风”。具体而言:

(一)加强公民“理智爱国心”的培养

理智爱国心的优势,在于其既能避免感性或本能爱国心的缺陷,又能将其优点发扬光大。同时,理智爱国心在一定程度亦是公民责任伦理建设的重要心理依凭。故,应当加强公民理智爱国心的养成机制建设,在中国乡村,尤为重要与迫切。理智爱国心的实质内涵与要求在于强调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合一,是人人关心自己所生活之乡村乃至国家、民族的最有效手段。毕竟,在当今时代,公民精神与其政治权利的行使是不可分的,且乡村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实现需要将权利观念与早已深于人心的私人利益结合起来。故,首先应让每一个人了解、熟知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利、法定权利,并知悉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其次,在此基础上,增强权利行使的动力、频率及效力,使乡村公民能够自主、自动地参与到乡村公共生活的管理中。譬如,在美国建国之初,人民都知道,社会的普遍繁荣对他们本身的幸福有着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习惯于把社会的繁荣看做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他们看来,公共财富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份,他们也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他们这样做不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还有自身的利益。

(二)司法引领“礼德”弘扬

发挥司法的引领作用,即加强司法对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宣传与弘扬,以德弘法、以法树德,使德性之光借由司法之径传入乡村,激活并强化民众心中已存的善良和伟大。2018年最高法所颁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即有几例经典判决——“朱振彪追赶肇事逃逸者致其死亡案”、“电梯内医生劝阻吸烟案”等。对于此类案件,案件所涉及法益都是宪法所保护、礼德所坚守的宏大且不容侵犯的“核心法益”,甚至堪称“中华法益”,如“朱振彪追赶肇事逃逸者致其死亡案”中“见义勇为VS生命权”;“电梯内医生劝阻吸烟案”中“公共秩序的维护VS生命权”……上述每一单个的法益几乎都是不容侵犯的,但在更高的法益面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礼德传承之大义面前,一切均要让位。诚如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最高法工作报告时指出,朱某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大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见义勇为、维护公共秩序、尊老爱幼等均是传承千年的中华优秀美德,同时亦是宪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故对其弘扬与宣传既是对德性的传递、对美德的弘扬,更是宪治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石性存在。

司法的引领作用应突出并强调“违礼悖德”即违法,违法即应接受法律制裁。简约而言,“法律和道德应相向而行”,扩展开来,即礼之所许必为法所不禁,法之所禁必为礼所不容。而礼者之功乃禁于将然之前,法者之能则禁于已然之后。继言之,诚乃古代儒家所主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亦同理——“凡是道德上受到谴责的行为,毁弃、破坏道德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追究,乃至强制惩处、制裁;反之,弘扬道德的孝行善举,则应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直至旌表奖赏。”此之精义乃为古法所崇尚,亦是今法所应遵循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谈到,即“法律应是成文的道德,道德应是内心的法律,……因此,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去,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而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要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要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换言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三)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上山下乡”

历史昭示,道德纽带的松弛常是社会崩溃的先兆。因此,社会可以正当地采取措施维护其道德法典。换言之,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公民个人均是弘扬道德、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主体。

19年夏天暑假,笔者恰回老家,遇有两次村庄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一场是集体放电影、一场是宣扬汉文化活动。待亲身经历,村庄里乡民对于娱乐活动的热情印象颇深,尤其是后一场,正值农闲,村里男女老幼几乎尽皆出动。虽有闲谈、玩闹的,但在“气势上”文化传播都占有不可比拟优势。虽然,内容、节奏不是尽皆完美,表现形式略显粗糙,但是“文化氛围”的烘托,以及由此拨动人心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等尤令人难忘。故,传统文化下乡的裨益毋庸置疑,接下来要做的是“拾遗补缺”。对此,笔者有如下建议:一则,数量上,加强文化下乡的“次数、频率”;二则,质量上,提升下乡文化的“质量”,即文化内容应立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法治精神的弘扬、权利观念认知的提升等;三则,形式上,拓宽下乡文化表演形式的多样化和健康化;四则,发展上,引导并鼓励村民、乡民的自主文化娱乐活动,并进行政策扶持。尤其是在节假日,可开展相应文化娱乐活动,提升村集体的整体文化认同感,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期间村委会应为其安排场地,并发动群众志愿者为其提供必要服务;五则,制度上,实现规范化管理。笔者建议由文化部制定相关规章,各省、市、县、乡镇政府根据文化部所颁布规章之精神制定相应实施细则,以期实现运作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即经由法律政策及制度保障文化传播的落实。

结语

上述制度构建,有人会质疑,乡村公民的“直接”参与模式是否会造成“多数暴政”,尤其在制度完善后的系列举措,可能有人对此颇有顾虑。以建国之初的美国为例,在美国建国之初,实握民主精髓,即多数对政府占据绝对统治,如多数不但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而且拥有几乎同样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同时,建国初的美国人民知道,社会的普遍繁荣对他们本身的幸福有着很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民习惯于把社会的繁荣看做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他们看来,公共财富也有自己的一份,他们也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他们这样做不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还有缘于与己相关利益。

无疑,多数的无限权威会增加民主固有的立法与行政的不稳定,甚至是多数的暴政,但在当今中国,欠缺的实是多数对国家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参与,“多数”的参与感、参与率过低。故,今天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多数可能带来的危险,而是多数的尽可能地合理投入。况且,既然知道危险的存在及危险可能引发的危机,势必会有所防范,而美国是未曾采取这种预防措施。这就是经验所带来的好处,也是借鉴的优势。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我最挑剔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缺点,并在不于它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为美国担心的事情,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即防暴措施缺乏。”毕竟,公道的法律必然是多数意志的体现和代表,也是“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重要表现,同时亦是公民自治、公民责任意识、权利观念于社会中的反应、于法治中的彰显、于国家内涵的提升。

注释:
【英】 雷蒙德·瓦克斯:《读懂法理学》,杨天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页。
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https://wxn.qq.com/cmsid/WXN2020013100656600。
https://mp.weixin.qq.com/s/Z0JuxOIuSm9Ii6OPCpUrtA。
https://new.qq.com/omn/20200418/20200418A03YZR00.html。
安徽:疫情呈现“一快三高”特点 农村病例占比80%_新闻频道_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sz/202001/t20200126_12178272.htm。
此次调研以18-60岁为对象,参加调研人数在100人左右,调研范围以笔者所在村庄为基点向四周村庄辐射,但因在疫情期间,故调研以网络平台为主要工具,如通过微信、QQ等发送电子问卷,或通过直接进行电话访问等方式予以完成。
余秋雨:《君子之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0页。
需注意,上述所言并非指向全部国人,因为我坚信仍有许多中国民众是“好人”,坚持与人为善,乃至成人之美,信仰“德不孤,必有邻”、“重积德则无不克”。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何钧力:《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载《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
参见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载《法治研究》2018年第5期。
杨丽娟:《中国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原因”探究》,载《岭南学刊》2020年第2期。
以笔者身边事例,笔者生于河北沙河市的一个村庄,现今村里外出打工人几乎占了全村的1/3,这些人大多在江苏、天津、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打工,分布不一,就调研来看,外出打工者几乎都是自己或经人介绍独自或一起外出。村里首富是最近“冒”出来的,在村里征地盖了一排楼房在村庄进行买卖,随后,首富在村里开起了石子厂等几个大大小小的厂子,自此后,每次回村都要吃一回尘土。而村民每每说起来,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人家又赚钱了,一天都不知道赚多少钱……。留在村里的大都以土地为生或者在附近打零工。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却很少有人置疑村委成员,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是“官”,是发号施令的,所以不管他们作为不作为,怎么作为如何作为,几乎没有人会置疑,至多也是说两三句闲话,所以在我看来村民对其与其说是尊重不若说是敬畏。但是,村民们很少去自己身上找原因,殊不知,村委的产生是他们一手促成的,随之而来的自是百姓自己要承担的……。
王会:《人们为什么都不爱讲闲话了?》,载《文化纵横》2018年8月刊。
在我们这里,每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地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参见强世功:《事到如今,我们到底在恐慌什么?》,载《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强世功:《事到如今,我们到底在恐慌什么?》,载《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此处的直接民主,非代议制下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权利行使之重要方式,即乡村公民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前者的延伸。
在我们这里,每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是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地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参见强世功:《事到如今,我们到底在恐慌什么?》,载《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参见强世功:《事到如今,我们到底在恐慌什么?》,载《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https://mp.weixin.qq.com/s/Omz1roSz2zYnonvnMW0thg。
参见强世功:《事到如今,我们到底在恐慌什么?》,载《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3页。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37页。
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参见易颖:《深圳竞选风云》,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
程竹汝:《五四宪法:为什么说它奠定了新中国宪法发展基石》,载澎湃新闻2019年9月2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476321
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25-426页。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68页。
当今中国,基层政权实行一定程度的直接民主,而在中上层完全实行间接民主。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从两者关系而言,宪法精神乃宪法制定和实施的思想理论基础,而宪法基本原则乃宪法指导思想之核心价值和基本要求的具体化、规范化。观之两者内涵,无论是宪法精神还是宪法之基本原则,均突出与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下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及民主集中原则与权力监督与制约之精神”参见《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82-100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笔者认为,此次非全国人大(中国)或司法机关(普通法系,如香港)针对宪法法律的权威解释,而更多的是学理性解释。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页。
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民主权利具体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立法的创制权和复决权、知情权及担任国家公职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故而,此权利有时被称为民主的代名词。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页。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270页。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金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原因在于,春节家团员,务工返乡,上学归家,回家过年,家中人员最齐,村庄人员最集中。
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5页。
根据选举法第11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六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同时,第十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所辖的下一级各行政区域或者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第24条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由此可见,并非每一乡村村庄都能产生人大代表,而有的村庄则可能产生不止一人。故根据制度设置,每一村庄人大代表的产生存在概率问题。
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0页。
密尔:《代议制政府》,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0页。
当时的新英格兰诸州位于赫德森河东面,包括今天的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8页。
何钧力:《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载《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s://www.sohu.com/a/216562168_99914060。
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出现了“社会管理”一词。参见何钧力:《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载《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
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4页。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167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追赶肇事逃逸者见义勇为无责案_【快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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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六年(1977年)版,第54页。
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载《法治研究》2018年第5期。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0/c_1120093133.htm。
【英】 雷蒙德·瓦克斯:《读懂法理学》,杨天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作者简介:杨丽娟,江汉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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