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现行宪法公布实施40周年，加强中国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回应新时代中国宪法实施重大问题，保持中国宪法学理论创新动力源泉，中国人民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2022年起发起“中国宪法学基础理论”系列会议，围绕学科基础原理和命题，邀约中青年优秀学者报告最新思考，贡献于中国宪法学之长远发展。7月17日，首届全国会议于线上成功举办，会议主题为“中国宪法学的国家理论”。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四十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开幕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旭主持并做会议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法学院教授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大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莫纪宏出席并做开幕致辞。

王轶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肯定了本次中国宪法学基础理论系列会议以国家理论作为论题。王轶教授指出，法律证明自身存在正当性的一个首要理由就在于其对社会秩序的组织。各个部门法基础和关键的工具中包含着形形色色的面对具体利益冲突的价值判断结论。而支撑结论的正是人们所秉持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其中如何看待国家就处在尤为核心和关键的地位。因此，国家理论在各部门法学尤其是在宪法学中间处在尤为枢纽和关键的地位。王轶教授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人民大学时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讲话精神，肯定了召开宪法学基础理论系列研讨会对于建构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价值，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韩大元教授的致辞中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中国宪法学基础理论系列会议的召开有助于整体上推动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无论是基本范畴的研究还是宪法制度的研究，包括案例和备案审查的研究，都要依赖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如果一个学科缺乏足够的基础理论供给能力的话，现实中遇到的很多宪法难题就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推动基础理论的体系化研究，既弥补了宪法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有助于整体塑造中国宪法学的学术形象。第二，什么是宪法学的基础理论，也即哪些范畴、概念属于基础理论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不注意宪法原理体系中国家理论的边界，宪法学便很容易陷入到政治学等其他研究国家理论的学科当中去。在宪法学框架当中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宪法学本身的专业特点。第三，在中国研究宪法学，要以习近平的法治思想为指导思想，要坚持中国基本的背景，也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现实，同时还要不脱离宪法规范，以我国宪法文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未来的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当中，应发挥宪法学的规范性，构建能够对中国的宪法问题进行解释的中国式宪法解释学，进一步推动中国宪法学的体系化、学理化和精细化研究。

莫纪宏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宪法学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宪法学科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而现在立足于宪法学当中，就是要形成中国宪法学的话语体系。需要考虑的是与其他相关的研究国家理论的周边学科相比，宪法学研究国家理论的视角为何，如何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第二个则是中国国别的维度。要有一个比较的视角，来了解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所形成的宪法学相应内容，诸如可以关注国际宪法学会的历年选题。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另外一方面从研究方法上国家理论也需要与国际社会相协调。同时，他肯定了本次会议的四个单元选题，认为能够真正地推动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并表示宪法学界要去关心并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真问题、新问题，如此才能够形成受国际普遍认可的中国式话语。

王旭教授在会议主旨说明中介绍了举办宪法学基础理论系列会议的理论初心和缘起。第一，设定宪法学基础理论这一主题的理论初心在于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如果在宪法学基础理论上不能够灵根自植，那么在这个根本上建构的具体命题、具体的制度和实践就一定会成为无源之水。越是在宪法实施中面临新问题时，越需要回到基础理论上寻求突破。第二，把第一届会议的主题具体聚焦到建设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国家理论，其中缘由在于国家实际上是宪法的逻辑前提和逻辑起点，现代宪法一定是建立在对现代国家共同体的理解基础之上。最后，王旭教授宣布会议研讨阶段开始，进入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主题为“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理论构建”，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焦洪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研究员、副所长翟国强做主题报告。七位学者进行与谈。

翟国强研究员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就是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一八年宪法修改，强化了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显性化。但在宪法规定中，并未规定党如何执政。如何在宪法解释学意义上，构建党依宪执政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宪法学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西方政党执政相比，中国共产党执政至少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全面执政、长期执政和直接执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显性化了党的领导。但领导与执政之间的关系应当厘清，必须通过执政来控制国家的政权，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且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党章的范围内展开其职能活动。以党章为首的党内法规体系直接地、具体地规定了党的执政方式，宪法则是执政活动的最外围的界限，给执政党留足了自由活动的空间，但不能超越宪法的界限。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逻辑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处的社会背景。在此有必要引入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这一对概念。在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执政以后，社会革命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共产主义尚未实现，必须持续不断地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革命是推动社会革命的方式，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全面从严治党，而且是通过不断规范和完善党的执政制度体系，包括党内法规体系、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远大目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乃至更长远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新时代没有超越初级阶段，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经验和制度上还处于落后的境地，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先进治理体系和经验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宪法轨道，首先是宪法的法律化，将宪法视作法律而非政治文件，从而提供理论上的前提。其次是党的执政体系的宪法化，在宪法层面处理好党政关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最后，为防止偏离宪法轨道，有必要拓展合宪性审查的含义和范围，将与宪法有关的重大政治决策、执政行为都纳入到宪法的控制范围，真正做到依宪执政，在宪法轨道上提升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征认为，秉持学术立场、用宪法学理论研究执政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在传统宪法学理论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后，属于宪法结构原则，与基本权利和国策并列。基本权利或者国策主要涉及的是国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以分解成具体的、实体性的任务；党的领导更多涉及的是，在谁的领导下，以什么样的组织程序，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国家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活动或者做出的决定，与基本权利之间可能产生紧张关系，但仍然应当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党对社会的参与程度和空间比国家更大，这并不意味着党参与社会生活不受宪法约束，基本权利原理不能被颠覆，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的限制应当经受正当性的论证和审查。对比民主原则及其落实制度，党的领导和执政在宪法文本中没有过多规定，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方式的约束倾向于交由党内法规等规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于文豪提出：第一，党的领导从序言写入正文中，是对政治规范化的尝试。宪法本身的内涵需要通过权力的运行进行转化，宪法条文的功能主要是是约束权力的自我运行。第二，非规范性的条文依然要作出一个规范性的转化，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个转化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挑战，例如在市场活动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第三，理解宪法正文中党的领导条款以及依宪执政时，需要在组织法层面关注党和政不同的组织原理与表现，关注民主集中制中党和政的关系的体现。党的领导在介入国家机关权力分配和运行时，处理边界和方式的问题需要做到四个方面：一是以维持党和政的总体分工作为基本原理。二是要明确党和政的权力来源，两者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三是明确责任制在两个领域中的规则。四是，依宪执政的过程要具有更加充分的公开性，党的行为应该尽可能公开。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明涛认为，郑磊教授提出的宪法的法律化、执政体系的宪法化以及扩展合宪性审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现在有三套体系重组的要求，我们当今正在追求理论上的自主性，要形成立足于中国实际的、不同于域外主要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的宪法话语体系。但我们在进行理论构建时往往不自觉就在借用西方理论，如果干脆不用宪法的概念，用儒家思想传统文化来代替又会完全丧失和世界沟通的能力。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可通约的一套概念体系，那么这套话语体系是不是真的能够很好的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是否能够去追求国泰民安，能够追求共同富裕，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温泽彬认为，首先翟教授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是构建中国自主宪法知识体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前提性、关键性问题；其次，建构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基本理论，把执政党执政纳入宪法规范之中，不仅有助于建构推进以宪法为最高法秩序的宪法制度模式，也有助于将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统一起来，讲好中国的法治故事；最后，需要回答为什么依宪执政以及如何依宪执政两个问题，并从五个微观层面详细地阐述了如何推进党依宪执政的问题。

南昌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副主任、教授程迈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在事实上的一个特性。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系统，让政治系统来做法律系统的事，或者让法律系统去做政治系统做的事，都做不好。因此要警惕取消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差别有可能造成的系统功能紊乱。任何社会都有对法治系统的需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性本源上是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的不同，因而考虑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本源的社会主义宪法特殊性上来进行思考。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伍华军就翟国强教授的报告参与了与谈。他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这一命题：第一个维度即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就该问题，他分别从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从外部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式政党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的宪法学有待进一步解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命题；从内部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进行治国理政，这也涉及到多组范畴问题。第二个维度即怎样理解依宪执政的问题，就该问题，他认为需要回答什么是依宪执政、依什么宪执政以及如何依宪执政三个子命题，对于这些问题有待对宪法渊源进行进一步研究、发掘。

北京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陈明辉的与谈主要围绕执政与领导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依宪执政展开。针对第一个问题，他首先指出理解执政时应脱离西方执政/在野的语境转而以执政/参政的语境进行理解。以此为基础，又归纳出执政-领导二元论和执政-领导一元论两种观点。针对第二个问题，他把贯彻依宪执政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要求党的领导方式不得违宪，第二个层面要求用宪法的语言、制度和方式去同化党的语言、制度和方式。第三个层面要求党在治国理政中主动运用宪法话语及制度。

第二单元主题为“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由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苗连营主持。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雪阳做主题报告。七位学者进行与谈。

程雪阳教授以对《宪法》第三十六条修正案理解的问题，进一步引出“土地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什么是中国”两个本单元的背景性问题；从“天下”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角度切入，提出了古代中国国家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他认为进入近代以来，国家概念面临自然科学的发展、应用和传播以及“国家无法动员民众来参与国家统一管理”两个致命的威胁。对于怎样统合国家以及怎样实现民权的问题，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能给出有效的方案，因此民国初年的共和实际上是假的共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我们党一开始的初心和使命，并且在事实上通过政治，通过社会动员等方式实现了这个目标。

程雪阳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这项历史使命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动员了农民这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是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土地不仅仅是民生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为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进行了土地革命。其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一思想，然后在不断地革命中加深对这些世界观方法论的学习和认识，从而锤炼了党的思想品格。最后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坚持政治建军，以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打破民族区域里基本的社会结构，建立新的秩序，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程雪阳教授提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这套制度有几个重要的优势：第一是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及时的纠正错误，这是最重要的优势；第二是其落实和坚持了人民主权，有利于实现人民理性地沟通和协商；第三是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民意，这其中确实存在着双重代表的问题，他将其理解为“全国人大负责落实民主，中国共产党负责落实共和”。

最后，程雪阳教授提出，评价我们的这套制度，还要看领导层能不能依法有序的更替、人民能不能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人才能不能通过公平的竞争进入到国家领导管理体系、执政党能不能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进行领导、权力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等问题。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连泰将报告中的历史逻辑分解为历史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扩展思路，加入价值的因素，以“从天下到国家”为主题展开了与谈。刘连泰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天下和国家如何关联；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了从天下到国家的知识模仿；从价值的角度，思考了从国家回到天下的可能。刘连泰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从历史中吸收了营养，也从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借鉴了逻辑，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将国家消解于文明的秩序，与天下概念相关，是更高级的价值意义上的天下秩序。

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副院长、教授门中敬肯定了程雪阳教授的报告，认为其是关于国家建构模式的一次理论探索，报告中既涉及建构的方法，也涉及从天下观到共和观的国家建构理念的问题，并就该问题展开了深入与谈。门中敬教授指出了政治哲学观对国家建构理念的深刻影响，探讨了国家性质与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宪法学关于国家理论建构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田雷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第一，程雪阳教授的文章在覆盖上下五千年的同时，对历史本身也进行了高度压缩和折叠，历史的纵深需要进一步打开；第二，文章在从帝制跨越到转型时期的中国再到社会主义中国之后，可以在抽象理念的基础之上，对社会主义概念做更明确的阐释；第三，文章的论述还可以引入一些更具张力的部分，从而把把历史的偶然性和复杂性等内容写出来。

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学认为该报告体现出宪法学者对宏大的主题宪法角度的思考，将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转型以宪法学的学术话语进行了完整的呈现，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法学规范思考进行了结合。同时，王建学教授针对报告内容，从央地关系角度及区分规范与现实两个层面的角度，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明确了从宪法学角度来分析国家理论须承担的功能。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海平对程雪阳教授的文章提出了几点补充建议，一是文章中家国部分强调不足，古代中国的家国逻辑实际上是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真实的，即秦始皇之前按照家族亲情血缘，自上而下一种分封形成的一种国家建构，还有一种是虚拟的建构，即秦汉以后把儒家思想当中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家庭伦理从家庭共同体推广到国家共同体；二是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追求共和实践的反思，还应讨论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路径是否真的恰当；三是关于国家建构的实践定位问题，国家建构这个问题，当下的到底是进行时还是完成时还是需要完善时，还是有着很大的争议的。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练军认为，程雪阳教授在土地研究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重点就程雪阳教授所做报告的结论进行了评议。中华文明是基于农业文明形成的，而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基于工业文明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同模式，与中华文明的传统观念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不应进行落实和维护，相反应当抛弃。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赵谦认为，在当下伴随这样疫病、战争以及分歧之下的现实危机，天下中国思维是可行的。在阐述“天下中国”思维时，对于中国人的民族特色如何彰显，他主要进行了两点思考：一是人民共和国的建构要依据中国人独有的民族性，二是人民共和国的建构要依靠我国独特的时代性。最后，他认为伴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步深化，民族认同应更多高于国家认同，并且，在与时代的变迁协调一致的前提下，立足于民族性来发掘中华民族传统国家建构模式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智慧。

苗连营教授在总结中指出，程雪阳教授的报告为认识人民共和国提供了重要的独特的新视角，通过大量古典文献来支撑观点和思路，体现了做学问一贯细致、严谨、扎实的作风。苗连营教授也提出了该报告存在的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首先，需要历史学的评判，应当由历史学家对报告进行评议；其次，从天下到中国的转型动力、路径及逻辑应当进一步明确；最后，苗连营教授认为，民心这一人所共知的逻辑前提对转型的独特贡献应当在报告中得到体现。

第三单元主题为“国家统一义务的法理与实践”，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树忠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张龑做主题报告。六位学者进行与谈。

张龑教授提出，现代法律中，有两个深层次观念结构，一个是自由意志论，或者叫意志自由论。另外一个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实际上，后者被自由意志长期遮蔽，其本身表达的是一个历史联署关系。张龑教授讨论了空间的效力范围，他从三个层面作了论述：世界秩序、国际法，国内法。对于空间，存在两种观念，一种是意志的占有，一种是历史的占有，而自由决断背后所包含的是知识的累积，世代的生成。所以，张龑教授认为即便是自由的律法，也可能只是一种历史类型。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重新审视自由意志构造的秩序，会发现自由意志有三个原则非常重要：人民主权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议会公决原则。这三个原则其实表达是一致的，源头在于唯心主义和基督教。当从存在先于意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将精神与身体的结合看成一种联署关系，又可概括出三个原则：人民的生生法则、历代养成的联署法则、返本开新的继承与改革法则。

张龑教授认为，历史叙事是中国宪法的一大特征，中国人民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与宪法序言中的三项历史使命密切相连，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也就是说人民是一个理性意志和历史存在的一个统一体。但人民整体的意志与分裂的空间存在张力，这就构成了国家统一与完整的困境，而这个困境背后就是一个自由意志和历史联署之间的断裂。聚焦在国家统一这一问题上，法理上来说就是一个自由意志和历史联署的问题。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自由意志的律法之外，还有一个历史联署的立法，在自由权利之外，还有历史性权利，这样两种权利可以给我们一个更丰富完整的法律观，在这个法律观之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统一是一项法定义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忠夏认为，张龑教授的文章从历史连属关系方面对国家统一义务的法理基础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历史连属性其实也可以看作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表述的法理上的表达，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历史的连属，自古以来到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历史维度，具有历史连续性；二是代表连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所具有的连属性；三是革命连属，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革命的基础，这也可以作为革命连属的体现。李忠夏教授同时也指出，可以从制宪权主体的维度去思考两岸统一的问题，我们的制宪权主体在近代开启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历次的立宪实践都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祝捷阐述了三点与谈意见：第一，关于国家统一义务的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序言为台胞设定了国家统一的目标，但是“国家统一”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有待进一步阐明；第二，关于和平秩序论的问题，祝捷教授将其与自己曾经发表过的“名分秩序论”进行了比较，认为两种理论均赞同在台湾统一过程中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些因素，至于统一过程中哪种理论应起到主要作用，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第三，关于国家统一存在不同语境下的概念差异问题，德国语境下的国家统一与中国语境下的国家统一并非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该理论不能作为国家统一义务的唯一来源，应当站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视角下去审视这一理论。